华西列夫斯基在旁边补充说：“斯大林同志对弗拉索夫将军失踪的事非常关注，一再指示我们要继续寻找下去，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们之所以要把寻找将军的任务交给你，一是你曾经在他失踪前见过他，二是你所指挥的部队，离他失踪的地点仅仅间隔二十几公里。我和梅列茨科夫大将经过研究过后认为，你是执行这个任务的最佳人选。”
弗拉索夫都被德国人俘虏了，我上哪儿去找啊？难不成我还能带着部队去袭击战俘营，把被俘的弗拉索夫和那些战士们都救出来？
看到我迟迟不说话，梅列茨科夫皱着眉头，有些不悦地问道：“奥夏宁娜少校，你怎么不说话，难道你在突围作战时被德国人吓破胆子了？”
面对梅列茨科夫即将爆发的怒火，我连忙站起身来，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报告司令员同志、总参谋长同志，我从来没有惧怕过德国人，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没有。”说到这里，我不禁又犹豫起来，吞吞吐吐地说：“我只是……只是觉得寻找弗拉索夫将军的秘密任务，我……我无法完成。”
“为什么？”梅列茨科夫严厉地问道，连华西列夫斯基的脸色也变得阴晴不定。
我犹豫再三，决定还是把真相说出来，免得将来被别人知道了实情，我就百口难辨了。于是我一咬牙一跺脚，说道：“我之所以说这个任务无法完成，是因为弗拉索夫将军不是失踪，而是被俘了。”
“被俘？！你说弗拉索夫被俘了？”听到这个消息，两人大吃一惊，嘴巴大得可以塞进一枚鹅蛋。屋子里顿时陷入了一片寂静之中。
过了一会儿，等两人把这个令人震惊的信息消化得差不多了，梅列茨科夫才再次严厉地追问道：“奥夏宁娜同志，你是从哪里知道弗拉索夫被俘了？是听说，还亲眼所见的？”
我摇摇头，随即发现这种表达方式不准确，又连忙点了点头，发现还是不对，赶紧回答说：“报告司令员同志，虽然我没有亲眼看到弗拉索夫将军被俘，但我逃出那个村子时，德国人已经把村子围得水泄不通了。”
梅列茨科夫气得重重一拍桌子，猛地站起身来，背着手在屋里来回走动。
也许是他拍桌子动静太大，连外面执勤的少尉都惊动了，他推开房门探进头来，想看看发生了什么。华西列夫斯基冲他摆摆手，示意没事，这里不需要他。少尉向我们敬了个礼，又默默地将房门关上。
“说说吧，奥夏宁娜同志。您是如何从皮亚特尼察村子里逃出来的？”梅列茨科夫继续在踱步，而坐在对面的华西列夫斯基神情严肃地开始询问我，连称呼也从亲切的“你”变成了客套的“您”：“您不是说敌人把村子围得水泄不通吗，为什么您能平安无事地逃出来？”
事已至此，有些事情不说是不行了，于是我规规矩矩地讲述自己到村子里的始末：“报告总参谋长同志，事情是这样的。我从德国人的包围圈里逃出来后，阴错阳差来到了皮亚特尼察村，因为听哨兵说集团军司令部就设在村子里，就打算去见见司令员弗拉索夫将军。您也知道，我和弗拉索夫将军是故交，在莫斯科保卫战时，我还担任过他的参谋长……”
正在踱步的梅列茨科夫停住脚步，挥手打断我的话，不耐烦地说：“你的履历，我和总参谋长同志都知道，接着往下说。”
我答应一声，继续往下说：“我刚到临时司令部的门口，就见到一辆载着德国军官的吉普车停在门口，那名德国军官在我军的一名指挥员的陪同下，进入了指挥部。我本想跟进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没想到却被门口的哨兵挡住了。后来遇到一位认识的指挥员，他说司令员要接见德军代表，没时间见过，便将我临时安置在了指挥部附近的一间民宅里。”
“等等，你说有名德国军官到过皮亚特尼察村的集团军临时指挥部，是去见弗拉索夫吗？”华西列夫斯基问话的语气变得有些缓和。
“是的，”我口齿清楚地回答：“不过因为我没能进入指挥部，所以德国人和弗拉索夫将军究竟谈了些什么，我无从得知。我第二天再去指挥部时，顺利地见到了弗拉索夫将军，也正好听见他亲口下达了让部队放下武器，向德军投降的命令。”
听到这里，梅列茨科夫咬牙切齿地问：“奥夏宁娜同志，你说的是真的吗？弗拉索夫将军真的向我们的部队下达了向德军投降的命令？”
“没错，司令员同志。当时我听见他下达这个命令，感到非常愤慨，抓起靠在墙角的步枪，就打算冲出去和德国人拼命。没想到刚离开司令部没多久，我居然意外地在村子里遇到了失散的儿子，于是我扔掉了手里的枪，撕掉军衔，抱着孩子往外走。也许我当时的打扮太过于狼狈，在通过那些来缴械的德军队列时，他们把我当成了逃难的人，才让我侥幸脱离了危险。”为了防止再被他们打断，我一口气把话清清楚楚地说了出来。
梅列茨科夫回到我的对面坐下，从桌上摆着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划火柴点上，狠狠地吸了两口，板着面孔严肃地问：“奥夏宁娜同志，我再问你一次，你确定弗拉索夫将军下达了投降的命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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