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斥候来报，在扶梨河一战之后，原本游荡在白狼水沿岸的公孙雷部，已经消失在白狼水一线了，应该是退到了医巫闾山东面的辽东郡无虑县地界了。
至于公孙晗和公孙章这两人率领的叛军，经历了杜家岭的惨败，如今守住扶黎县已经不可能，唯一的退路就是退往大沼泽东面的险渎和房县，甚至进一步往东，渡过大辽水，进入辽东郡。
通过自己派往辽东三郡的探子回报的消息，慑于自己去年在剿灭黄巾军的战场上的赫赫战功，以及在辽东属国的辉煌战绩，如今辽东三郡诸豪强的战斗意志已经很低了。大部分的豪强趋向于投靠他，只有极少数人依然贼心不死，妄图负隅顽抗。
在这样的情况下，自己要做的，就是争取这大部分打算投靠自己的人，打击那极少数反抗份子。
作为一个将领，李翊当然希望驰骋疆场，用手中的武器教那些敌人做人。可是，作为治下拥有三百多万百姓的一方之主，理智却告诉李翊，如今辽东的局面，战争已经不是解决的最好手段。
在李翊看来，战争与政治，可不仅仅是它们的首字母相同。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曾经说过，“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外一种手段的延续”，李翊认为这句话是非常有道理的。
从表面看来，战争充满了盲目性、残酷性和不可预知性，它似乎受着超然力量的支配象恐怖大王忽然从天而降。转瞬间，原本互不相识的人们便在某个陌生的地方疯狂地撕杀起来，战场上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令人惨不忍睹。
然而，先哲们还是能够透过貌视离奇的、纷繁复杂的战争表象看到引发战争动因的国际国内政治因素“，他们告诉人们，战争往往并不是起因于这样那样动听的所谓理由和理性，也不是充满神秘色彩的未知力量作用的结果，而是政治的需要，即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暴力）的继续，或者毋宁说战争本身就是政治。
即使在李翊曾经生活过的现代社会，以这样的观点来考察现代战争和国际冲突，也会给人以拨云见日之感。就如颇有代表性的伊拉克战争以及战后伊拉克局势所引发的一系列国际争斗和政治危机无不表明这一原理的真理性。
世纪之交，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衰退和震荡，任何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似乎均无济于事，长期的经济阴翳在经济负担日益加重且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阶层中间所激起的怨愤对各国执政府产生巨大的政治压力。
为了不至于失去对社会局面的掌控，统治者阶级需要转移公众视线，需要有备受本国人民关注的突发事件发生。这时，战争往往是冒险政府的选择之一。对于美帝来说，出于种种利益——经济、政治以及带着摆脱危机的幻想——的考虑，它就会凭着其超强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不顾一切地发动这场它所急需的然而缺乏正当理由的战争。
可见，伊拉克战争决不仅仅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恐怖主义、自由解放等等冠冕堂皇的理由所追求的目的，相反，它是为了美国本国的政治需要，以及美国未来经济利益之所需。
美国在如期实现对伊拉克的军事占领之后，却不能真正驾驭伊拉克局势，美国预期的战后重建以振兴和刺激国内经济复苏的计划和挖掘石油利益的政策遭到破产，国内公众对伊拉克战争的期待落空以及伊拉克战争的历史使命完成之后，伊拉克战争又转化为美英国内执政党的政治信任危机，从而使其再度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
炒得沸沸扬扬的美国假情报危机，英国伊拉克门风波，凯利自杀事件，强国之间的结怨争吵等政治内幕不断自动暴露出来。这些事件充分表明，伊拉克政局的动荡再次演变为战胜国国内不同政治派别以及国际政治势力互相倾轧、争权夺势的政治表演。在这里，战争和政治真正融合为一体。
对于如今的李翊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为什么要攻打辽东，还不是为了实现对辽东四个郡国的统治。
统治辽东是他的政治目标，发生的这一场战争，不过是他的政治目标没有达成的情况下，发生的延续手段而已。
现在，实现他的政治目标有了其它的可能性，战争这种终极手段可以暂时放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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