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镫的产生和发展也是经过几个时期的，晋朝的高官固然有所谓“玉镫”这样的奢侈品，可马镫的普及所必须的自然是要求制作工艺简单而制作成本低廉。因此，马镫也经历了木制或藤制马镫、木芯包铁或铜的马镫、金属制马镫的发展阶段。
当然，像印度曾经出现过的，只将大脚趾放进去的趾镫，因为对天候有极高的要求，使用方法也不同，加之保持平衡的作用也不大，因此这并算不得真正的马镫，主流学界亦从未将其放在马镫一类中进行研究。因为这种趾镫只能在印度乃至东南亚这种气候温暖乃至炎热的赤道附近地区使用，若是到了中国北部苦寒的草原上，怕是没人会愿意为了使用趾镫而冒着被冻掉整只脚的危险将靴子脱下来。
郭斌对于那些可以骑在光溜溜马背上的蒙古草原上的汉子极是佩服，可却不妨碍他为了降低马匹的骑乘难度，减小骑兵培养的难度，同时也为了此次突袭战的成功，而拿出这与马镫功能极类似的歪招儿来。
以褡裢作为马镫，既可使得麾下的骑兵们更加轻松地便保持身体的稳定性，同时也可以减少策马疾驰对马力与士兵体力的消耗，而且将脚踩在口袋中，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隐蔽性。此时事情紧急，以五十人想要擒拿一国之君，实在是胆大妄为之举，自然要用尽一切力量，想尽一切办法，使劲浑身解数，亦要达成目标，否则己方怕是便只有全军覆没一途。然而，郭斌并不想过早地暴露马镫这一骑战利器，至少如今他还没有想好。
在乱世之中，对战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能够在极大程度上影响战争成败的新科技或新颖的设计，其普及的速度是极快的。就像一战期间迅速普及开来的战壕加铁丝网的阵地战模式，就像十七到十八世纪西方流行的排队枪毙战术。
郭斌之所以既要使用马镫，又要防止秘密的泄露，不为别的，只是为了防止北地胡人学了去。因为马镫这种极新颖的设计成本不高，却将极大地增强骑兵的作战能力，极大地提高其作战半径和战略移动能力，提高骑兵的投送能力，同时也将大大改变战争的方式。
北方骑马民族所能召集的骑兵数量远远超过中原王朝，若是马镫得到普及，其对草原民族的帮助将会远远多于中原民族。当年五胡乱华，北方骑马民族骑兵大举入侵华夏，中原王朝懦弱虽也是极重要的原因，其作为作战主力的骑兵的战斗力得到巨大提升也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个时期，恰好是双边马镫出现的时候。
双边马镫的出现，使得骑兵更具冲击力，也使得骑兵的装甲可以更加沉重，此时的重甲骑兵被称为甲骑具装。所谓甲骑具装，是人甲和马甲的合称，是古代重装骑兵的防护装具。《宋史·仪卫志》中有云：“甲骑，人铠也；具装，马铠也。”
东汉末年的连年战争，使得中原地区政权极不稳定，门阀大族不甘寂寞，各路人马粉墨登场。若以公元184年黄巾起义为开始，以公元266年，司马昭的嫡长子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位建立西晋为终点来计算，中原地区的动荡整整持续了八十二年。而若以孙吴亡于西晋的吴末帝孙皓天纪四年(280年)5月1日为终结点，那么中原板荡的时间则真的是接近百年了。
正是这近百年的动荡不安，一点一点地榨光了中原汉人的实力，使得散乱的军阵、低迷的士气、缺乏训练的步兵很难抵挡得住北方骑马民族大队骑兵的冲锋。
原本步兵对战骑兵，并非毫无还手之力的。因为强盛的中原王朝拥有先进的科技实力与强大的生产能力，列阵之后的中原步兵，只要不会吓得扭头就跑，草原民族的骑兵其实是并不敢贸然冲击的。因为中原有以牛角与兽筋制作而成的强力的弓箭与弩，而且弩兵三段式的射击方式使其可以保证对敌人的持续打击。若是敌方骑兵真的冲近了，还有牢固的鹿角与手持长矛的近战部队，因此强行冲击只是会撞得头破血流。
所谓阵列不战，指的便是骑马民族骑兵在面对中原步兵方阵的时候，若是中原步兵已然列成阵势，是不能直接冲击的。
为了达到统一天下的目标，各国之间自然需要发生军事冲突。因为蜀汉与孙吴联合的目的都是为了抗曹，所以中国的大战大多发生在蜀汉与曹魏、孙吴与曹魏的交界处之间。而蜀汉与曹魏的交接处，正好在秦岭附近，此处多山，地形极为复杂；而孙吴与曹魏的交界处，则在长江以北、淮河以南的广大区域，这里水网密布，适合水军作战。
如此便不难看出来了，在三国鼎立的时期，主要的战场都不是利于骑兵作战的广袤平原，而是山地与水网纵横的南方。因此，对于曹魏来说，骑兵的作用除了维持治安，并留意北方少数民族入侵外，并不能应用在最重要的统一全国的战争中。
然而，此时的北方少数民族力量还不太强，曹魏对其态度也极为强势。当年曹操北征乌桓，并留下了“东临碣石”的千古名篇，便证明了中原军阀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威慑力。因此，为了防止北方骑马民族或者是维持地方治安，而保持强大的骑兵力量，是极不划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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