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立也，无计划不足以定根本，乏筹谋难堪为律令，诸事同理，财赋尤甚。如赋税一道，先秦定治粟内史，以丞相统之；而孝武重内廷，后世遂有户部之设。盐、铁诸务，国脉同于粮赋，故桑弘羊治会议于前，孝钦帝设三司于后，足见工商之利，非丁户之赋足限；市贾之财，难出入之税量计。民以食为天，农用不足，则工商财为无用；故工商之行不得越粮赋之亏限。而工商促财用，鼎技艺，一工匠造一水车，费工时一月，耗财帛若干，然则水车之利，可使百亩之田滋润数载，其利轻重，足堪论也。故有古谚云：砺刃光阴，不耗薪时，其理是谓也。二论皆有所长，亦有所欠，仅田赋不足以强军国，只工商难堪得富庶众，二者并行，其道不孤。然上至一国，小至一里，农用盈欠，工时长短，商用短长，其术，其势，其法，皆国计也。今庙堂三司，仅丁户、盐铁、度支，虽名曰总理财赋，实则不过出入之道，未足以当“国计”之称。国计者，以一定之论，议一定之法，筹一定之数，据过往之成例，基年度之实际，期来岁之盈富，定律定数，分配出纳，使一州一县之资用，既足以食黎庶，又堪得促工商，如此本末相衡，纵有失政，有计划可堪，使生贪渎，有账目可循，惠民之律，当不至成害民之法……
陈素读着这些近乎白话的文字，心中早已没有了初见时的嘲讽之意，这本小册子虽然一眼望之便可知是个文墨粗浅之人所著，但其中的蕴意却实非同寻常。
说白了，这本册子当中的观点，是将朝廷的财政政策当做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来看待的。尽管实际上现在的宰相朝臣们已经逐渐形成了这样的观念，但是对于那些从唐代贵族政治传统中走出来的士大夫们而言，能够突破义利之辩的礼教大防便已经是天大进步。要知道，初唐贞观年间，户部下属的度支郎中一职因为天天与钱粮这等俗务打交道而被朝野视为畏途，那些天天在朝堂上高谈阔论的谦谦君子们宁愿做个闲职也不愿意出任度支天天打算盘，导致当朝宰相誉满天下的贤人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一直亲自兼任此职，整日和账簿算盘打交道。
而李文革在册子里提出的所谓国计说，实际上是将整个政府当作了一个大型商号，只不过这个商号的盈亏并不仅仅以收入和投入的金钱数字来考量，而是涉及到了许多社会分工方面的学问。说得浅白一些，这篇关于国计的文章实际上是一篇讲述政府应该如何分配投资额度以及如何计算收益的学问，若是在李文革那个时代，这门学问大约可以被简单地称之为“国家投资学”。
在这篇文章中，李文革只是简单地将社会分工按照传统的农工商进行了分类，他提出政府应该有计划地对这三个领域投入资金或者劳动力，这个计划不是盲目制定，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和过往经验乃至政府目的进行计算，既要保证农业收成，同时还要能够增加政府财赋收入、鼓励商业贸易流通，促进工业技术革新。
目前延州的局面，实际上是一个重工商而轻农业的局面，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毕竟农时是有限制的，在农业还停留在小农经济各自为战局面下的时候，并不是收容多少流民就可以得到多少农民，公田制度执行需要时间，开垦田地需要时间，播种耕种同样需要时间，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天时和土壤肥沃程度等问题，这个转化过程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
但是成千上万的人张着嘴等着吃饭，于是李文革就不得不修路造桥兴修水利，靠这些大工程来暂时吸纳流民的劳动力，既使其体力不被浪费，又不使其因没有事情做而饿肚子。这种政策在二十一世纪被称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其目的便是拉动内需，创造就业机会，减少失业人群数量，以确保社会稳定。
但是这种政策显然是不可能长久的，李文革兴建的基础设施虽然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但是从根本上在近期内怎么说都是赔钱的买卖，若是一直这么干下去八路军政府只有破产一途。因此为了缓解财政压力李文革不得不接二连三对外发动战争以获得战争红利，庆州之战实际上是个典型的例子，李文革是靠高允权和郭彦钦这两个守财奴多年来苦哈哈积攒下的这点家底撑过了执政的两个年头，他用这些钱买粮食买马匹买器械买甲胄，以养活他麾下的三十万民众和一万军队。
但是这种政策明显不能持久，像高郭这种特例即使在关中也属于极少数，比如说此番出征夏州，八路军的消耗就明显大于缴获，这样的仗只要再打上一场，李太尉就要面临揭不开锅的窘境了。因此面对冯家的进犯李文革尽管很是恼火，而他本人对于灵州的地理位置也确实垂涎三尺，却还是只留了一个半团的兵力在西北前线，将主力撤回了延州，并不是他不想打这一仗，而是他觉得发大兵打这一仗实在是不划算——从冯继业对西北盐运垂涎三尺的难看吃相以及冯家拥有军队数目来看，灵州的府库里只怕榨不出多少油水，在豁出老本灭掉定难军后，庞大的军费开支已经令李大将军的荷包冒不起这种经济风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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