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顺三年七月二十九，文章等延州系文官终于第一次集体伏东城请见李彬，请教这几日延州政治的诡异状况。只是他们在丞相府外被挡了驾，负责拦截他们的李彬长子李经存告诉他们，丞相身体不适，不能接见他们。这件事给文官们以不小的打击，多年以来，李彬一直被视为延州的文官领袖，不管是在高家当政期间还是在周密时期，这个人都辛辛苦苦撑住了文官与世家对峙的局面。虽然在藩镇乱世文官的力量有限，但李彬的努力还是让他在几十年内一直被延州的文官当作赤帜。
如今这位已经荣升丞相的文官领袖在这紧要关头突然托病不出，让此番追随着文章参与抵制节度均命活动的文官们心中顿时蒙上了一块阴影。
在这些文官的心中，他们的行为自然无疑是正义的，他们是在维护自古以来便存在的男女尊卑乾坤秩序，这秩序说穿了便是董仲舒所说的“纲常”，李文革任命女人为官，无疑是惑乱纲常的乱经离道之举，是在和上天的意志作对，是在向祖宗的制度挑战，坚定地反击这种荒谬行径，是延州文官的天然职责，是“政治路线上的正义”。
也就是说，在延州的文官们看来，李文革此番犯下的，是“路线错误”，而这错误，则需要依赖文官们的正义感予以纠正。
只不过，文官在政治路线上的正义感也有着一个近乎致命的缺陷，那就是这种正义感一般很少有胆量单独出现。
当天下午，延安城内发生了民众喧哗事件，因为几个月来一直在延安县布达州命的周茂生先儿在午时之前公布了延州文官抵制李大将军辞印的爆炸性新闻。当然，在这则新闻里，周茂生有意淡化了事情的起因，同时则对延州文官的行为进行了添油加醋的倾向性描述，令听他宣讲的黎庶民众觉得这帮文官的行为简直形同逼宫。
这条新闻在宣讲了一遍之后，不断有民众向台上投掷铜钱，要求重新宣讲一遍。
自从州命公开布达这一政务公开的先河在延州首开实例以来，收到了连李文革也没有估计到的意外效果。随着这些没有官衔的新闻官们布达的州命一条一条变成现实，百姓们对这些每日在台上喷洒口水的先儿们的信任度与日俱增。往往是某一天州命布达了一遍之后就开始有人向台上投掷铜钱，要求先儿讲述一些其他的资讯要闻。这对于这些寄食州府的穷书生来说自然是一个不错的补贴，他们便将自己所知晓的一些州府内情向黎庶们兜售。
一开始他们还是比较小心的，只是说一些无关痛痒的消息，后来见韩微和延州官方对此并不约束，便渐渐胆子越来越大，所说的资讯也开始具备一些起码的商业价值。随着这种情况的发展，每日来台下仰听州命的人群中渐渐多了许多商家的身影，这些人的加入更加从经济上刺激了这些原始新闻工作者的工作热情，他们的新闻从一开始的浅尝辄止开始慢慢发展为涵盖州府各县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
李文革北伐，州府戒严后实施了新闻管制，但是管制的只是军事方面的信息，直到李文革返回延州，戒严解除，这些新闻从业人员才满怀激情地向延州治下的民众描述了他们的节帅是如何神机妙算奋勇当先一个人火烧了统万城平灭了平夏部扫平了北方的胡虏……
在不知不觉当中，原先布达州命的工作重心如今已经悄悄转移到了播送新闻上，最多的一天，新闻工作者周茂生在延安县大街高台上宣讲一日，足足挣了七百三十三文钱。
这一日他刚刚将这条新闻说了一遍，围在台下的人流一下子就显得稠密滞涩起来，不仅仅是老百姓，一些大商家也开始站在台下关注。宣讲到第三遍时，一个身穿绸袍的中年商人沿着阶级来到讲台边上，手中提着刚刚自仆从手里接过来的三缗铜钱，直接扔在了讲台上。
“先生今日只管讲与李大将军辞印相关的消息，这是先生今日一日的润口之资！”
周茂生认得此人，此人姓杜，延州城及附近五个县都设有他家的分号买卖，与陈家经营粮食马匹等战略物资不同，此人开的是杂货铺，做的是零售生意。
宣讲到下午，讲台前已经是人山人海，许多原本在东城做工的流民闻讯赶过来旁听，使得附近的街道一下子变得分外狭窄拥挤，这种情况愈演愈烈，终于引发了州按察曹治安科警方的介入。
大约在申时左右，五十名警察开到现场，开始以疏浚交通为由驱散民众。
场面一开始还算可控，许多老百姓一看穿着黑衣服的警察过来便条件反射式地脚底抹油溜走了，只有一些商人心有不甘，但他们却人单势孤，与国家暴力机器面对面，商人们的力量就显出不足来了。有几个商人刚刚抗议了几句，便被警方抖开索子拘走，见此情景，其余商人自然便再不敢多言了。
直到几个警察上台去拿周茂生。
全场哗然。
当时便扑出来三五个人和上台的警察厮打做一处，将周茂生护住了。
警察们也有些懵，因为这几个敢公开攻击警方公务人员的家伙都穿了一身绿——是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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