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鹤年柔声轻气，说道：“臣愚，对此也无甚好的办法。”一拱手，呲牙一笑，毕恭毕敬地对洪继勋道，“先生高明之士，想来必有佳策。”
“倭国者，弹丸之地，土地贫瘠，缺乏物产，人口亦然不多。‘小国寡民’，即谓此也。与我中华且有海水相隔。其之扰我，是以小搏大。其本无所失。若强说其所失者，唯其命也；而其之所得者，乃我中华之物产也。对他们来说，可能牺牲的只是一些人的性命，但是能够得到的，却是我中国富庶的财物。而即便他们不来扰我，便如吴大人所言，其国穷山恶水，民不聊生，可能百姓也活不下去。是失去的，他们本不在乎。扰不扰我，其国之民本都难以活命；而扰了我，不但或者可能延命，且足以得到以前想都不敢想的财货。有五成利，人便趋之如骛；有十成利者，人皆忘生死。试问，重利之下，他们怎能不前仆后继，络绎不绝？
“此是为其国之本性使然。好有一比。譬如赌也。他们失去的，本无一物；而得到的，却是富贵荣华，怎能不杀不胜杀？若比其为穷，则我中国为富。富者常为盗者所记，我中国常为倭人所记，也是这个道理。
“是南韩之受倭乱，不足为奇。若想根治，其实却也简单。不需我中华齐力，只要尽起我海东之军，用十万人便足可以横扫倭国。只是，对我中国而言，倭国便譬如鸡肋，地方也小，且也贫瘠，取之何用？
“臣也孤陋，只听说过英雄们所想要的是为天下。却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哪一位盖世的豪杰所欲得者是为倭国。想我中华，自夏商周而至今，我汉人由中原之地，开疆拓土，北至大漠、南至大海，西至高山，东亦至海，凡有肥沃土地之所在，凡阳光照耀到的地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自古至今，英雄豪杰凡几！为何没人去取那东瀛？盖其得之无味。蒙元之初，蒙酋忽必烈因怒兴兵，两遇飓风，所失者何也？精锐也。纵其能胜，所得者何也？弹丸之地也。是智者不取。
“是以，以臣看来，应对倭人，其实也并不需要甚么良策。主公也大可不必因其之扰我而困扰，一句话、两个办法就可以对付他们了。”
洪继勋对倭人的分析，鞭辟入里。邓舍结合后世的所见所闻，几乎想要拍案称绝。可以说，洪继勋完全把倭人这个种族给看得透彻了。他说道：“倭人因国家地理使然，好胜而不让，贪利而寡耻，见小而昧远。‘小国寡民”，真是再合适不过的形容。如何两个办法可以应付？愿闻其详。”
“一句话：先忍而后发。
“两个办法：当此之时，取倭国利薄，正如主公所言，我海东之重点当在中原，对倭人，防范即可。此为现在可行之办法。设有一天，待主公占有中原、及得天下，对此小国，如果忍无可忍，可选精锐、调强军，万艘艨艟东征、千艘斗舰直下，以我国家之力，尽取其地便是。得其地，其民降，则受降之。若其民不降，或可屠之、或可徙之。一劳永逸。此将来可行之策。”
吴鹤年说道：“先生也举了蒙酋忽必烈之例。忽必烈两次东征日本，声势不可谓不大，奈何铩羽而归，三军折戟沉沙？”
“忽必烈东征，一败在天时，飓风之起，人莫知焉。二败在地利，倭国岛屿甚多，不利骑射。三败在人和，忽必烈所遣之诸军，多用前宋之降卒。其二次东征，江南军迟缓失期，东路军等待不及，乃便先发动攻势。待江南军到，又因汉、蒙、丽诸将不和，臣之祖与丽将金方庆结怨甚深，而东征日本之统帅范文虎又为其它将领轻视，指挥不利，配合不当。范文虎后来竟然至临阵脱逃，‘独帆走高丽’。其三利，焉能不败？”
“臣之祖”，即洪茶丘。洪继勋是洪茶丘之孙。说及史实，他并不为先人讳，秉公直断，明言指出，洪茶丘与金方庆的不和，以及范文虎与其它蒙元诸将的不和乃是为导致蒙古东征日本失利的几个重要原因之一。
“又再且，当蒙元初年，倭乱尚且未烈。忽必烈之兴军，全因倭人不肯臣服蒙古。倭人既无犯我中国之罪，是师出无名。而东征之蒙元军又多为前宋之降卒，蒙元又暴政，三军厌战，士气低迷。将士不知为何而战。孙子言：‘王不可因怒而兴师，将不可因愠而致战。’忽必烈又岂能不败！”
蒙古两次东征日本，都遭惨败。当时的蒙古正如日中天，竟接连两次败给一个小小的岛国。这些事情发生的年代距今都不甚远，不但在座的诸人多为熟知，天下人亦大多皆知之。但是很多人都是只知道蒙古战败了，而不知道其原因。此时，听过洪继勋深入地剖析后，诸人都是叹为观止。
洪继勋接着说道：“忽必烈之败，原因就是在此。既知其原因，那么我军若是有意东征，除了天时不可预测，地利、人和、并及师出有名，我军却皆能提前而设备。其实，就算是连那飓风，我军也是可以提前预备的。飓风能时时都有么？总有个停歇的时候。待其停歇，主公又已得中原，后顾无忧，以倭人乱我沿海为名，用十万久战之精锐东征。取倭国，探囊取物耳。……，只是现今时机不到，东征之事还不用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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