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又并且，蒙元的“驱口”，又是一旦沦为“驱口”，便形同主人的私人财产，没有自由，生有子孙，亦世代为奴。方从哲的意见里，又提出不妨给赏赐给军人的“奴仆”定一个为奴的期限。期限到了，即给以自由。这就又把一旦沦为蒙元“驱口”、便即世代为奴的蛮横一面给去掉了。
可谓，尽去其弊，独得其利。
但是，每个政策的实行，都必然有得利者，也有利益受到损害者。按照方从哲此策行之，谁为得利者？海东。那么，谁又为利益受到损害者？
有一臣下出班奏道：“方从哲此议，诚为良策。然有一点，却不可不防。即高丽贱人原本的主家。主公若行此策，就等同是从这些高丽贱人原本的主家手中夺利。凡有贱人的，多为大户。如果激起了他们的反弹，似亦堪忧。对朝鲜、南韩的政局之稳定，怕会有不利的影响。”
又有一人不以为然，出班反驳这人，说道：“释高丽贱人从良，本就是我海东既定之策。且主公在朝鲜，也早就分批次地施放了不少的高丽贱人。庆千兴在辽西统带的丽卒里边，就有不少此等脱贱从良之辈。却也怎没见引起朝鲜分省的动荡了？大人此忧，未免有些杞人忧天！”
“不然。主公确实已在朝鲜释放了不少的高丽贱人。但是，这却是与当时的形势有关。一来，当时主公所释放者，除了部分为大户之家奴外，多数实为官有贱人。大户豪门的利益受到损害的其实并不多。二来，主公当时又也是才起自双城，雄兵悍将，强压之下，纵然强行施放了部分大户之家奴，那些个豪门大户却也是不敢有违。
“现如今与当时相比，当时我海东是草创基业，以霸道为先。现如今，我海东基业已定，却该以王道为主。
“我辽东、益都的汉人虽少，户口却也不是一个小数字。口有一两百万，计一户有五口人，户也近乎三四十万。而三十亩之田，需劳力一人。又以我军衔制规定而言，能得中士衔者，其所被赐予的田亩数量就差不多三十亩地了。辽东地广人稀，主公多次分田，更有许多的民家所有之田亩数量，也其实早不止三十亩了。百亩以上者，也是为数不少。
“以此计算，若想在辽阳、益都两省全力推行此策，需高丽贱人至少五十万、乃至百万众。主公已把朝鲜的官有贱人释放掉了大半，再要放奴，就不得不去南韩。南韩之官有贱人虽众，百万贱人却怕也是远远不够。这便就又不得依然还用强势的手段，再从高丽大户手中夺取。数目要是少点还好说，数目一旦多了？……，吾之所忧，又怎会是‘杞人忧天’？”
“官有贱人”云云，说的其实也就是官奴。因为这犯了燕王妃罗官奴的名讳，所以那臣下改而言为“官有贱人”。
邓舍尽管曾有多次释放高丽贱人从良，但大部分所被释放的都是高丽官奴。即便此次，又拟迁徙高丽贱人来益都，其所准备迁徙的，依旧还是以高丽官奴为主。就像那臣子说的，一旦采用方从哲此议，所需要的高丽贱人数目太多。单只高丽官奴定然不足够使用，非得对高丽的豪门大户下手不可。也许还真会因此激起一些高丽地方上豪门的不满。
邓舍沉吟，问洪继勋，道：“先生以为如何？”
“方从哲此议，是为海东利。担忧会因此而激起高丽地方上的不满，此是为高丽豪门利。孰对孰错，何用臣言！”
邓舍微微点头，又问赵过，道：“阿过，你又以为如何？”
“主、主公得朝鲜已久，正该合用王道。南、南韩是前高丽的王京所在地，豪、豪门大户极多，其中多有不服，却也正是仍旧还用霸道的时候。”
有了洪继勋与赵过两个人的支持，方从哲此策便算定下。
邓舍当即传令，先是吩咐行文海东左右司，要求颜之希等人尽快把海东汉人的总共户数呈报上来。接着又吩咐分别行文朝鲜、南韩，好令文华国与姚好古知道此事，开始为选取高丽贱人为军士之奴做准备。
至于庆千兴的提议，便也就不用再议、自此搁置不提了。不过，邓舍想了想，又叫也给庆千兴去了一封回文，其策虽不能用，但是别的不说，就只看在他被乡里痛骂为“丽奸”的份儿上，也要对他加以褒奖。
经过连续两天的讨论，今日的朝堂议会上，总算把这两件事定下。一个用高丽贱人给军人为奴；一个迁徙山东豪族去高丽。
迁移山东豪族去高丽此事，遭遇到的阻碍远不及庆千兴的提议。重点是在罗国器、姬宗周等本地人，只要他们都不表示反对，别的人更也不会反对。方从哲已把罗国器说服，他同意，这件事自然也便就算通过了。
不过，这两件事都急不得。
邓舍决定，先行前策，待局势更稳一点之后，再徐行后策。议论过此两事，他从案几上取出一份文书，正欲待说话，忽然看见赵过整了整衣冠，又再度出列，跪拜地上，口中说道：“臣、臣有一事请奏。”
邓舍不免纳罕，暂且放下文书，问道：“何事？”
“莱芜贪腐、谋逆事。”
赵过去调查莱芜贪腐案，用了十来天的时间，把事情调查的清清楚楚。米某与莱芜豪族密议谋反之事，的确属实。大逆不道，论法当斩。且因其事关谋逆，罪行太重，不需等到秋后，前几天，凡参与此案的莱芜豪族皆已被悉数处斩、抄家了。而那米某，又因犯下的有贪腐之罪，更也一如邓舍之令，早就被剥皮充草，并砍下了脑袋，传首山东府县示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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