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元起说道：“请唐总理放心，我们新中国党一定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竭尽所能维护袁大总统、内阁和《临时约法》的权威，力争把各种纠纷约束在内阁、议会之中，避免诉诸武力，确保民国能够和平稳定地向前发展！”
唐绍仪点点头：“新中国党诸位同仁能够如此大公无私、公忠体国，实在是内阁之幸，也是国家、民族之幸。唐某在此先行谢过各位！”说罢起身朝孙元起等人深鞠一躬。
孙元起、张謇等赶紧抢上前扶住唐绍仪：“唐总理太客气了！”
重新坐定后唐绍仪才接着说道：“自就任总理以来，唐某一直私心惴惴，唯恐有所殒越。尤其当同盟会两位总长迟迟不愿北上时，更是忧心如焚，生怕民国首届责任内阁就此胎死腹中。尽管现在宋总长、王总长已经北上，但南北隔阂在短时间内是很难泯灭的，甚至随时会因为某些问题而加大。如今有新中国党三位总长的鼎力支持，唐某终于可以稍稍安心了！”
孙元起道：“唐总理这是关心则乱！其实民国肇始，无论袁大总统还是中山先生都希望国家尽快恢复和平，通过普及教育、兴办实业、编练新军、铺设铁路等方式早日实现富强。在这个大方向上，两人的理念并无二致。要说南北之间有什么隔阂，只不过是在如何实现、由谁主导等问题上有所分歧，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对话、和谈来解决。我等要做的事情，就是避免激化矛盾、构建交流平台、创造和谈氛围。”
如孙元起所言，袁世凯和孙中山一样，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也都强烈渴望中华早日实现富强。虽然袁世凯在政治上走错了方向，但不能因此否认他为国为民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也不能因此诋毁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爱国情怀。在传统教科书中，袁世凯通常会因为签订《二十一条》而被斥为卖国贼。其实，在日本咄咄逼人的形势下，袁世凯竭力维护国家利益已经尽到最大的努力，胡适就认为《二十一条》的谈判是弱国外交的胜利。
相比之下，同样是“卖国”，孙中山不仅敢卖，还敢贱卖，敢于把猪肉卖出白菜价！对他来说，反正革命不成功，那些东西跟自己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至于成功了？成功之后再说成功的话吧。比如他在1915年2月满铁株式会社两个重要人物犬冢信太郎、山田纯三郎订立的所谓《中日盟约》，卖国程度与《二十一条》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无论袁世凯、孙中山他们曾经做过什么，但他们在振兴国家这一点上是趋同的，只是由于知识背景、仕途履历、国际视野等方面的差异，其中再夹杂着个人利益、派系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冲突，这才导致最后他们兵戎相见不死不休的局面。
在个人利益、派系利益与国家利益冲突的时候，真正能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那都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圣人，而且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在波谲云诡的政坛通常很难手掌重权。而把个人利益、派系利益完全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人，往往也难成大器。正常情况下，政客或者官僚都是在个人利益、派系利益与国家利益冲突之间寻找平衡点，关键在于哪一边占多数。即便说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慈禧太后，在挪用经费修建颐和园的时候也未尝完全忽略过国家利益。
比较袁世凯、孙中山两人的生平行径就会发现，袁世凯是传统的中国士人，出生于官宦家庭，曾镇守属国朝鲜，生于斯长于斯，而且青年以后一直身居统治高层，相对来说，他更富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思想，在利益冲突的时候往往更注重国家利益，也更小心谨慎。
而孙中山受两广风气影响，青少年时期就景仰洪杨造反事业，后来在海外浪迹数十年，经常受到来自国内（清政府、北洋政府）的威胁，加上穷困潦倒、漂泊无定、受人冷遇，内心里追求成功的渴望有时候甚至会压倒一切；而且他大多数时间处于社会底层，对于包括领土、矿产等在内的国家利益没有多少直观感受，所以在利益冲突的时候非常豪爽、非常大方，甚至是肆无忌惮。
从当今政治体制和教育体制下穿越过去的青年，在充分了解二十世纪初国内外政治形势的情况下，十有八九都会倾向于袁世凯，而不是“伟大先行者”孙中山。
孙元起便是如此。
几个人又说了会儿闲话，国务院秘书许宝蘅进来禀告道：“总理大人、三位总长，大总统和陆、赵、熊、段、刘诸位总长已经快到门口了，您看是不是要出去迎接一下？”
众人连忙站起身，唐绍仪有些惊异地问道：“什么，大总统过来了？”按照道理，国务院是内阁总理的地盘，尤其是责任内阁，大总统应该不能随便插足。就好比现在国务院召开会议，谁见过****出席参会？尽管在此之前唐绍仪曾客套地邀请过袁世凯，但没想到他居然会应允。
唐绍仪转念一想：今天下午不仅要召开首次国务会议，在此之前还要宣布国务院成立，大总统出席成立仪式也无可厚非。不待许宝蘅回话，便又自问自答道：“唐某前数日曾邀请大总统出席仪式，本来不抱多大希望，没想到大总统竟然能够俯允，足见大总统对内阁的信任与厚爱！三位总长，我们一起出去迎接大总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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