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任何朝代的官员来说，官职都是他们的第二生命。刘镜人听说孙元起要谋杀他的第二生命，工作积极性立马变得跟管涌似的，突突往上冒。
次日一大早，孙元起刚起床，刘镜人便过来汇报：“启禀大人，养病院新址找到了！”
“哦？”
“下官在城郊觅得一家客栈，凡有房屋五十余间，床榻桌椅俱全。因近日疫情严重，住客稀少，正可以借来一用。”刘镜人唯恐孙元起不信，又详细解释道。
孙元起大喜，少不了大肆嘉奖一番。顾不得吃早饭，当下命人请来伍连德、姚孙二医生、赵景惠等人，商议在新址上建立一所较为正规的传染病医院，姚、孙二医生负责治疗病人，伍连德负责寻找病源和传染方式，赵景惠等人研究病菌及抗病药物，至于自己，则主动请缨负责隔离、消毒、善后等事宜。
诸人散后，孙元起胡乱吃了几口早饭，正要带领志愿者出门督导全城戒严，门房来报：“老爷，有两位洋人求见。”
他们鼻子倒是灵的很，自己昨天下午刚到，今天人家就找上门了。
两人都有名片，一个写着“日本私立北里细菌学研究所所长，北里柴三郎博士”，一个写着“哈尔滨俄国铁路医院院长，哈夫肯医师”，看来他们分别是日、俄两国此次防疫的总医官。
技术官僚毕竟单纯些，而且他们到疫区也更早些，对于疫情认识更加深入，正好相互交流一下。想到这里，孙元起说道：“快快有请！”
北里柴三郎是个五十多岁的矮老头，哈夫肯则是三十出头的高大汉子，对于孙元起他们都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寒暄过后，孙元起直接问道：“二位都是传染病方面的专家，对于此次疫情，有什么看法？”
因为对霍乱弧菌、鼠疫杆菌等细菌的深入研究，北里柴三郎在学界享有崇高声誉，哈夫肯不敢怠慢，很恭敬地请他先发表意见。北里沉思片刻，字斟句酌地说道：“1894年香港发生鼠疫，我和同事青山胤通博士等人赴疫区开展实地调查，在老鼠身上发现并分离了鼠疫杆菌，从而确认老鼠是传播鼠疫的罪魁祸首。本次我受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委托，前来调查病因。到傅家甸之后立即雇人捕捉老鼠，以期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可是一连解剖了数百只老鼠，始终没有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所以我有些怀疑现在流行的传染病是不是鼠疫。”
听了翻译，孙元起有些疑惑：“北里先生，你是研究鼠疫杆菌的专家，只需要解剖病死者遗体，比对一下两种病菌的差异，不就可以确定是不是鼠疫了么？”
北里柴三郎躬身答道：“实在抱歉，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机会解剖遗体，因为日本侨民暂时还没有人感染此种病疫。贵国国民感染致死者倒是很多，但贵国法律严禁破坏尸体，作为外国人，我更不能逾越。”
孙元起又问哈夫肯：“哈夫肯医师，你的观点呢？”
哈夫肯有些自得地答道：“很不幸，又有些幸运，滨江厅的俄国侨民有不少感染了这种疾病。经过我认真检测，现在可以完全确定这种传染病就是鼠疫！”
北里柴三郎奇道：“既然是鼠疫，为什么我没有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
哈夫肯眨了眨蓝色的眼睛：“或许您和牛顿爵士一样不走运，解剖的那几百只老鼠恰好都是健康的。”
牛顿是伟大的科学家，但也有运气不好犯错误的时候。1666年，23岁的牛顿想通过实验来证实不同物质具有不同的折射率，于是他把玻璃和水组合在一起来，测量两者折射率的差异。非常不巧，他选用的玻璃与水具有相同的折射率。于是牛顿推断：所有透明物质具有相同的折射率。
他还兴冲冲地把这个结果告诉了一位对光学很感兴趣的朋友卢卡斯。卢卡斯有些不信，回去重做了这个实验。他选用玻璃与牛顿的不同，自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玻璃和水有不同的折射率。当卢卡斯把结果告诉了牛顿，牛顿却固执己见，连重复的实验都懒得再做。
鉴于牛顿赫赫威名，大家都接受了他的错误结论。直到牛顿死后，人们才发现这个结论是错误的。
牛顿的这个故事，科研人员都耳熟能详。北里柴三郎听了哈夫肯的解释，对于自己的解剖结果也怀疑起来，心道：难道我解剖的老鼠都是一个窝里出来的？我得回去四处多逮些老鼠试试！
孙元起迟疑地说道：“二位都是研究鼠疫的专家，我作为一个门外汉，想请教你们几个问题：第一、老鼠是不是传播鼠疫的唯一媒介？第二、鼠疫能不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第三、鼠疫会不会出现变异，或者说，不止一种类型的鼠疫？”
北里柴三郎答道：“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家鼠中的黄胸鼠、褐家鼠和黑家鼠是人类鼠疫最重要的传染源。鼠疫在老鼠和人类之间的传播主要以鼠蚤为媒介。当鼠蚤吸取含病菌的鼠血后，再吸人血时病菌会注入到人体内。这种‘鼠→蚤→人’的传播方式是鼠疫的主要传播方式。而鼠疫在人和人之间传染，只限于患者在脓肿破溃后或被蚤吸血时才起传染源作用。至于鼠疫会不会变异或者鼠疫的类型，目前我还没有看到科学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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