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法总比困难多，虽然李烨暂时还没有想到什么好的办法处理，但是李烨还是决定暂时收留这些莱州的难民。即墨县附近还有大面积的土地没有被开发出来，李烨与齐县令协商后，决定暂时把难民安置在新城与即墨县城之间的二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安置这些难民可不是让他们在这里等待救济、吃闲饭，李烨准备让这些难民开挖河道、平整荒地，至于明年开春以后，这些难民能不能留在即墨都不重要了。
李烨知道小兰未经人事，很多唐末的事情还不是很清楚，以为难民数量不多，李烨出手相助，就可以解救难民于水火之中，事情如果是这样就好办了。“娘子，你知道光莱州四县的难民有多少吗”，李烨反问道。
小兰摇摇头，这个问题可不是小兰能够回答的。
“大概有二十万，只要有一半难民涌进即墨，某都很难对付”，李烨叹了一口气。十万难民啊！十万张嗷嗷待哺的嘴，稍微处置不当，就能引起暴动，到时候，受苦的还是即墨的百姓。
“郎君，不是一直在囤积粮食吗”，小兰还是没有意思到问题的严重性。
李烨苦笑一下道：“那些囤积的粮食，虽然可以解一时之需，如果再来十万，二十万呢，某拿什么来填饱他们的肚子”。现在新城库存的粮食最多可以维持十万难民到明年开春，秋粮还没有入库，即使秋粮丰收，也只能维持到明年夏收，一年压一年，什么时候是一个头啊。明年，河南道的灾情就能够减缓吗？不仅是天灾，还有人祸呢，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关键。
唐朝末年，已出现“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地主官僚的大小庄田遍布各地，大者有田上万顷，而大量农民却失掉土地，土地兼并是当时阶级矛盾尖锐化的基本原因。
赋税繁苛，唐后期，由于对藩镇和边疆各族战费的支出，官僚机构膨胀以及统治集团生活奢侈等原因，政府的财政支出日增，不断加重赋税。初行两税法时，规定定税计钱，折钱纳物；但由于铜钱的流通额不能满足社会需要，致使钱价不断上涨，物价不断下跌，即使税额不变，纳税者的实际负担也在增加。
地方官更是任意增加税额，在不断提高的两税之外，政府还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收取各种杂税，如漆、竹、木、金、银、蔬菜、水果、木炭、食粮、布绢、牲畜等都要收税，几乎是无物不税。另外，还通过盐、茶、酒的专卖来榨取百姓，其中对百姓危害最大的是榷盐。
开元十年（722年），唐朝政府开始征收盐税，当时的盐价是每斗十文。乾元元年（758年），实行榷盐政策，盐价猛增到每斗一百一十文。至德宗时（780—805年），又增到每斗三百七十文。以至民间有用数斗谷子换一升盐的情况。官盐价过高，人民或被迫淡食，或买价钱较低的私盐。政府为垄断盐利，严禁贩卖私盐，致使矛盾更加激化。
唐朝政府还通过“和籴”、“和市”等，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强买人民的粮食、布帛，有时甚至不给钱。
有些地主把他们的赋税以各种方式转嫁到农民头上，甚至兼并了农民土地，仍要农民交纳赋税。破产逃亡户的赋税也被官府强加到未逃户身上，这就使未逃户也走上破产逃亡之路，阶级矛盾日益激化。
统治集团腐朽贪残唐末的皇帝都是昏庸之辈，生活上极端奢侈，只管游乐挥霍，以至府库空虚，政治黑暗。官僚们贪污受贿成风，懿宗时的宰相路岩生活豪奢，擅权纳贿，仅他的亲信边咸的家产便可供两年军饷。咸通十年（869年），陕州大旱，有百姓告灾，观察使崔荛竟指庭院中树说：“此尚有叶，何旱之有？”，并痛打告灾者。
唐末，翰林学土刘允章曾向皇帝上书，指出当时国有九破，民有八苦。九破是终年聚兵、蛮夷炽兴、权豪奢僭、大将不朝、广造佛寺、贿赂公行、长吏残暴、赋役不等、食禄人多而输税人少；八苦是官吏苛刻、私债征夺、赋税繁多、所由乞敛、替逃入差科、冤屈不得申理、冻无衣、饥无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这说明了唐朝至此时，已危机四伏，再也不能继续统治下去了。
这些都是人祸，人祸大于天灾，这才是李烨最担心的事情，如果只是救灾能解决问题，那问题也就简单多了。“人祸才是问题的关键，天灾只是诱因，娘子你想想，这些难民如果能得到一点救助，谁会愿意背井离乡逃难啊”，李烨感慨道。
小兰沉默无语，无言以对，李烨说的对，新城百姓现在为什么能安居乐业，不就是没有了苛捐杂税吗？现在新城的百姓打死都不愿意离开新城，为什么，小兰这些道理还是能够明白的。
“报告，吕泰新从两浙回来了，就在门外等候，请李典军指示”，护卫蒋诚走进书房向李烨报告。
“让他到书房来”，李烨随口回答道。吕泰新离开新城去两浙购粮已经快三个月了，算算日子正好差不多。
“报告，护卫吕泰新前来汇报情况”，吕泰新向李烨行了一个军礼，笔直的站在李烨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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