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何对付高昌一带的“奸商”的问题上，郑渭与杨定国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杨定国主张强硬，要以严厉的举措打击这些“不法商人”，他认为此举不但能够以最小代价顺利解决中部地区的粮价问题，而且能够对以后所有企图扰乱粮价的“奸商”起到吓阻作用。
郑渭则担心这样做会对天策政权的律法精神造成不可估量的破坏，但是这个层面上的论述相对来说显得比较“虚”，郑渭说破了嘴皮子杨定国也无法接受。
这位杨国老只是道：“好，就算你说的都对，我只问你打算如何解决这个难题！”
高昌目前粮价的混乱，根本在于官府以及比较能按官府指挥办事的存粮大族（如郑家）都在去年冬天耗费掉了太多的存谷，实力大削，以至于无法左右整个粮食市场的行情。
要解决这个问题，务本之法，莫过于从别的地方调粮过去。而当下天策境内还有大量余粮的地方，一个是宁远，一个是凉州，刚好是位于东西两极。大西北的陆路交通有其特殊性，即州与州之间的距离极大，而且道路不好走。从凉州到高昌的陆路，差不多和杭州到北京那般遥远，且凉高之间又没有一条京杭大运河，这样的距离要靠人力畜力来运输像粮食这样的大宗商品几乎是不可能的，过去发生在北庭的战争，唐军的补给基本上都来自龟兹至肃州一线，再往东的甘凉兰也有军粮西输，不过是输至瓜沙二州，以阶梯方式填补瓜沙因粮草北运而出现的缺口，饶是如此旅途消耗仍然极其庞大。而要从凉州直接运粮到高昌去，考虑到中途的消耗，那么非得准备三倍以上的粮食不可，这个消耗以凉州如今的存粮也消耗不起。宁远那边的情况也类似。
另外就是采取“就食”政策，即不运粮食，而让人跑到有多余存粮的地方就食，这个方案相对来说可行得多，然而也有很多问题。首先这样大规模而且长距离的人口迁徙仍然是很耗费粮食的，其次大规模的军民迁徙还会引发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因宁远那边如今必须全力支持西线的战事，所以这些人便只能迁到凉州来，从高昌到凉州的距离，这样距离的就食相当于是从河北一直跑到浙江——中国历史上都从来没有当政者主持过这种“就食”。
（中国历史上最常见的就食是临州就食，再麻烦一点就是临省就食，如从山西跑到陕西，从河南跑到山东，从淮北跑到淮南，当然也有从北方一路慢慢迁徙数千里到南方来的，但那种迁徙的结果就是来到南方后就扎根不回去了，这已经不是那种临时性的就食了。）
杨易当初将这大量的军民派到高昌来本来就是在北庭被张迈抽调走太多畜群而做出的一种临时措施，只要等北庭恢复了生机这些人还是要回天山北麓去的，若是郑渭先将他们接到四千里外的凉州，等秋收之后又将他们送回来，这一来一回所造成的巨大耗费又势必给天策政权本来就糟糕的财政雪上加霜。而且这些疲兵留在高昌休养，一旦漠北出现异动杨易马上就能将他们调回去驻防，可要是他们到了凉州，这个距离的调兵就算时间上来得及，在途中疲于奔命又会将所有的兵马累倒不可。
总之算来算去，似乎总是杨定国提出的方案成本最低，且最能配合杨易的国防策略。然而郑渭却咬死了不肯放松，在杨定国逼问他拿出解决方案来时，他犹豫着说出了另外一种解决的办法，就是向粮商们妥协——出让一些山林田园、牧场矿藏之利给他们，让他们开仓平抑粮价。
结果不出郑渭所料，杨定国一定就火了，大怒道：“将山林矿藏之利给他们？这些可是将士们浴血奋战打下了的，每一寸土地都染着血！若是战前有大贡献的家族也就算了，这些奸商战前没有半点帮忙，靠着战后趁火打劫，竟然就要将儿郎们拼死争来的土地占了去，你要朕干出这等倒行逆施之事，那非寒了全军将士的心不可，以后再没人会奋勇作战了！你这是要挖我天策大唐的根基啊！”
郑渭本知此事不妥，说出来后就后悔了，这时赶紧道：“也非是要大批地出让，只是出让一部分，争取得一些钱粮来，好在高昌就近养疲兵、民兵，同时也让财政缓口气。同时得到的钱粮还能用来分流出部分军民到瓜北、肃州、温宿等地就食，我们再从凉州、宁远调粮到这些地方，几个法子一起办，熬到秋收便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杨定国这时怒火已盛，道：“不行！一寸也不许出让！这是原则问题！我们大好男儿行事，凭什么要向这些脑满肠肥的蠢猪低头！”
郑渭叫道：“杨国老，这是治国，不是打仗！马上打仗可以热血，马下治国可得讲究仔细，讲究妥协，讲究平衡！这些都是温吞慢细的活儿！”
杨定国是故安西副大都护，现在还挂名安西大都护，乃是岭西老兵的领袖，地位甚高，因此人称之为“国老”，在某些特殊场合张迈都要推他坐在自己上头呢，但这次的事情论起来属于政务，属于郑渭该管权限之内，所以他就更有发言权。两人一个地位高，一个权力实，双方各执一词，从早上一直到中午，争得面红耳赤，鲁嘉陵去了凉州未回，文武两班人马，张毅是文官，这时却倾向于支持杨定国，薛复是武将，这时却倾向于支持郑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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