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争的危害自不必言，对一个国家而言可以说是一场灾难。宋神宗朝，一个大事件就是王安石变法。按之前上书言事的自由度，有些士大夫对变法提出了种种质疑，在争论中分成了新旧两党。而在变法体制下，政府往往变得自信而武断，新党就把旧党苏轼以乌台诗案打入大牢。反过来，到元祐更化时，旧党执政，以牙还牙，也罗织了车盖亭诗案，把新党蔡确流放到了岭南，贬死于当地。
这种你死我活的政治生态，已然不能与仁宗朝相比，也为后来的文字狱和文化专制，开了恶劣的先河。两党的争斗又持续了三朝，大宋的政治精英几乎都不可避免的卷入其中，在相互倾轧中损失殆尽，才有了蔡京等奸佞掌权的机会。而国力也在纷争中由盛转衰，内部矛盾重重，即便没有女真人的入侵大宋也已经走到了灭亡的边缘。
党争的恶果谁都明白，但为啥士人们还乐此不疲纷纷卷入其中呢？赵柽这么多年却将其中缘由琢磨了八九不离十。
在绝对功利至上的封建官场上,宦官、外戚和士人往往是三股不可调和的势力。其中宦官对皇室来说,是不可或缺,必须要用的;外戚则是皇室天然的、既成事实的、无法否定和摆脱的附着物。士大夫在封建官场上有其天然的政治软肋，他们只能依靠的政治理念、符合封建礼制的伦理展示和能为帝王所用的治国才学赢得地位，达到实现自己的权力欲望和政治理想的目的。
可士大夫们拥有的那些道德才学,毕竟是富有弹性的,在攻城掠地，拓土开疆的武将面前显得单薄,甚至是虚无和空泛。对皇帝来说,既可用此,亦可用彼;既可彼此兼用,亦可彼此相攻相克,甚至当作垃圾弃之不用;既可当下就用,亦可将来再用。为了减少失败,壮大势力,士大夫们就必须从道德才学以外寻找力量。
结成朋党,正是士大夫们最容易想到,也最容易操作的政治选择。对倾向己方的士大夫官员尽力拉拢、利用、扶植,对异己派则实行残酷迫害、无情打击。进而谋取政治权力、地位及其利益,再以政治上的收益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扩大和拓展关系,结成庞大而坚实的权力网络,满足自我、方便自我、最终实现自我,并惠及子孙后代,这正是封建政治斗争的终极目的所在。
虽然想明白了，可如何避免党争还是道难题。跟他们讲道理，赵柽相信自己这半瓶子醋绝不是那些满腹学问的士人们的对手，他们都明白着呢！惩处几个以儆效尤，虽说是个办法，但治标不治本，有祖宗家法这个保护伞他们不怕贬官，不怕降阶，不怕入狱。而高压的政策也不利于国家的发展，将好人都赶出朝廷，剩下那些阿谀奉承之辈就又走了他爹的老路。
思来想去，赵柽想到后世一位伟人说过的话：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斗争，三个人就有左中右。这说明要想从根上消除党争是不可能，只能通过权力的平衡来制约，而要实现平衡就必须有一个仲裁者，那最好的裁判当然就是他这个皇帝，只要皇权独树就能控制形势，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避免两党死掐，这正与赵柽加强皇权实施‘民主专制’的想法相吻合。
而赵柽春节期间的行为看似荒唐，却正是他对各位重臣的试探，伺机抓住他们这些道德楷模的小辫子，使他们明白不要因为些小事就跟自己磨磨唧唧，你们屁股上都有屎，想整的你们身败名裂不是什么难事。这手段虽然下作，可有时却有奇效，尤其是对付这些极好面子的士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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