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苏联登月，尼克松就不会如同现在这样急切。
事实上，如果是那样的话，中美之间的关系，至少要到1970年10月才会开始出现转机——尼克松要求即将访问北京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转告中国政府，美国准备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随后出现公开发表斯诺站在天安门检阅的毛泽东身旁的照片，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等事件，然后中美之间的关系，才开始解冻的。
接到了来自联合国的订单之后，方舟集团便被调动了起来。清闲了一阵子之后，凯瑟琳也忙碌了起来。
而在美国的另一端，另一个人也不消停，这个人便是尼克松。
既然已经发表了五极演讲，那么接下来再做些什么，也不过分了。
于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讨论时，尼克松就以十分明了的语言说：“苏联是更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中苏战争中被摧毁，那是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
尼克松的话使他的内阁同僚们大吃一惊。一个美国总统宣称一个共产主义大国、一个我们与之没有任何联系的长期以来的敌人的生存，对我们具有战略利益，这的确象基辛格所说，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件革命性的大事。
这件事情很快便登上了报纸。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两国一直是冷战的世界格局中的一对冤家。美国视中国为共产主义阵营的中坚，中国把美国看作资本主义阵营的龙头，双方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是尖锐对立的。到六十年代，尽管美国国内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要求改善中美关系的呼声，公众舆论对美国的外交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在政府层面，似乎还看不到改观的希望。可以说，仅从两国关系来看，中美之间的长期对立还没有到非结束不可的时候。
可就在这个时候，尼克松却主动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可以说，这样造成的轰动效应不得不说是很巨大的——这样的程度，甚至都超过之前不久的五极演讲。
尼克松之所以给人一种这样的急迫的感觉，其实是有原因的。
在去年就职一个月之后，尼克松出访欧洲，一方面，他要向世人显示，并“没有完全3被越南战争困住”，另一方面，他要做出“在与我们的敌人开始谈判之前，与我们的盟友协商”的姿态。
只不过尼克松去的时间有些不太妙。
在尼克松去到欧洲的时候，整个欧洲都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与历史上那短暂的混乱有些不同，因为有了凯瑟琳这只大蝴蝶，整个历史最后便都发生了改变。
欧洲糜烂的局势没有没有让尼克松的建议得到赞同下台的戴高乐也不可能如同历史上那样给尼克松支持。
于是，现在的尼克松变得比历史上更有危机感，所以，在他对待中国的态度上，也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
其中之一，便是尼克松对于中国的态度变得更加的友好了。
他迫切的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这是因为他自身的危机感所造成的。
恰好，在特种兵的事件上，双方之间的关系便开始有了缓和的迹象。
在会议结束之后，尼克松便找到了刚刚从巴基斯坦回来的基辛格。
“怎么样了？”
一看到基辛格，尼克松便迫不及待的在询问着。
“等到十月份的话，我将再去一次巴基斯坦，然后跟着他们进入中国。”
尼克松点点头，看起来似乎还很顺利。
这种秘密外交，对于尼克松来说，非常的有帮助。
尼克松的秘密外交，避免了政策出台之前在政府内外引起大争论，影响谈判的进程，也避免了因国会与政府间的相互制约，使这个过程缓慢复杂，还给尼克松政府带来了极大的轰动效应。可以说，如果不是采取秘密外交的手段，而是常规性的谈判，实现这一历史性突破的难度会更大，耗时会更久，其结果则难以预料。然而，尼克松的这一做法也引起了国会和一些人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尼克松的秘密外交，行使了帝王般的特权，有违美国政治的民主传统和公开原则，而予以抨击，这使得尼克松与国会的关系变得紧张，并在后来的水门事件中吃了苦头。
但是就目前而言，这种秘密外交，似乎才是推动局势发展的最好的药剂。
不过要说起来，尼克松政府的对华政策，实际上是肯尼迪.约翰逊政府以来，美国利用中苏分歧努力的继续，他们的目的都是分化共产主义阵营，瓦解社会主义政权，但他们的侧重点不同。
肯尼迪逊政府是在与苏联的对抗中，又希望与苏联合作，围堵中国，如力图达成核武器禁试条约，以阻止中国发展自己的核力量，甚至企图拉拢苏联，打击中国的核设施，扼杀中国萌芽状态的核能力。
而尼克松政府则一方面利用中国对苏联大兵压境威胁的忧虑，希望借助与中国和解，重新打开中国的大门。另一方面，又利用苏联对美、中联合的担心，对苏联施加压力，促使美国在与苏联的缓和中，取得有利地位。
因此，在尼克松时期的美、中、苏的三角关系中，美国总是试图尽力拉拢一方，向另一方施压，从双方都得到好处。但与此同时，美国始终视美苏关系高于美中关系，因而每当美苏关系有所改善或进展时，美中关系就出现停滞或倒退，这种情况不仅在尼克松时期比比皆是，而且在后来的中美关系中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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