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有产者与帝国主义国家**产的共识,作为德国中坚力量的国防军又根本不待见德国**,好不容易遇到大萧条,德共不说千方百计的去扩大自己在人民中的影响,切切实实的给人民做些事情。同时积攒德国**手中的军事力量。
抛弃了这些办法,而去走议会斗争道路,德共真的是相信历史唯物主义么?这是陈克的疑惑。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陈克也没办法了。如果德共属于可以救药的范畴,中国是可以在后面真正帮一把的。德共烂泥扶不上墙,人民党也不可能在这注定失败的方向上投资。人民党情报机构只能很遗憾的把德共也当作失败案例来对待。也就是说,详细记录纳粹党的兴起,以及德共的失败。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案例。
除了这些事情之外,陈克整个1931年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建立国家实验室与生产之间的科技体制。作为铁路子弟,陈克对高铁的发展有不少比较多的了解。甚至可以说,中国生产与科技创新的扛鼎之作,就是高铁的发展。中国引进的不仅仅是大量技术,更重要的是引进了欧美先进的科研机制。
在高铁研发过程中,外国技术作用有限,甚至可以说很有限。关键的是这套机制,哪怕是一个螺丝钉出了问题,都要送到实验室进行研究。研究的方向可不是仅仅限于怎么样能不出问题,而是首先研究出来为什么会出事,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就是“十万个为什么”。
是材质问题?是气温问题?科学上没有偶然,只有根据规律的必然。这就需要海量的实验来完成。要研究的不仅仅是发生的一个小问题,而是与之相关的各种规律。
例如北方寒冷气温下的膨胀率,这需要的可不是以度为单位的实验,而是以十分之一度为单位的实验。各种金属配比也不是以1%为单位,而是要以0.01%为单位。光为了能够精确控制这些材料里面的配比,就是一场材料学的革命。
这些基础研究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就是不断的钻研,实验。人民党的工业薄荷醇生产独步天下,这是陈克在大学时期,一次日本人来他们学校作报告。两位日本教授的报告没什么特别的。一位专门搞薄荷醇生产的教授从举止上倒更像是中国人,他讲述了自己搞催化剂的问题。这位日本教授实验了几百上千次,全部失败。最后从一位朋友那里弄到了刚生产出来的一种新催化剂,含量以毫克计算。就解决了工业催化剂转换手形碳问题。
科学的必然性是化学反应的必然性,找到这些必然性,只能靠严谨的科学态度,靠了大量的钱财、人员、实验、数据归纳总结来一点点的积累。
这是谁都迈不过去的门槛。
1932年3月,陈克才算是初步离开了这方面的工作,该讲的、该说的,陈克都办了。从**那里学来的“科技反权威,反垄断”思路,陈克也尽力推行了。实践面前人人平等,只要是一个团队里面,不分资历,不分年龄,人人都该有发言权。
当然,反权威不等于是想方设法干掉权威自己去当权威,然后利用自己的权威打压其他人,这还是封建那套。与以往一样,陈克在科学界也做了“反封建”“反平均主义”等等看似矛盾,却根本不矛盾的诸多发言。
陈克强忍住,才没有宣传中庸之道。绝大多数读中庸的人,根本就没理解中庸到底在说什么。而且生产力发展到现在的工业化时代,中庸也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工业时代的一切社会行为乃至个人行为,都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这种观念恰恰是最难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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