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0月4日,汉中丢失的消息让段祺瑞终于明白啥叫作四面楚歌了。两个月内,徐树铮先是被俘,然后是叛变。绥远省丢失,汉中被人民党夺走。和以前与人民党敌对的经历差不多,在段祺瑞发挥出力量之前,他就已经举步维艰了。占据了陕县的人民党重兵集结,虎视眈眈。若是此时调集兵力前去夺回汉中或者绥远,且不说能不能做到。首先守卫潼关的兵力就会削弱,西安也得唱空城计。若是被人民党攻下潼关,陕西的大门就完全洞开。段祺瑞也没有狂妄到会认为此时自己还有丝毫胜机。
若是在潼关与人民党对峙,结果就是任由人民党在其他地方肆虐。既然绥远都被打下来了,其他地区已经完全不稳。大批前北洋的人投奔人民党之后,也有人怀着好意或者别的心思给段祺瑞通信,所以段祺瑞这次倒是对人民党占据绥远之后并没有大举南下有了清楚的认识。人民党的目标并非他段祺瑞,而是外蒙与新疆。与其把兵力用在道路艰难的关中,倒是走已经有了京张线以及很可能半年内就能通车的京绥线更方便。
人民党这次依旧占据着民族大义,只要能够成功收复旧地,在这个过程中段祺瑞对人民党的任何进攻,都足以把段祺瑞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这个卖国贼的名声,段祺瑞是绝对逃不掉的。即便是段祺瑞按兵不动,等人民党完成了战略目标后,返回头来就能轻松的干掉段祺瑞。等人民党消灭了段祺瑞之后,想给段祺瑞扣上一个卖国贼的头衔也不过是举手之劳。
此时段祺瑞深深后悔自己两个月前没有听王士珍的劝告,若是那时他肯与人民党进行谈判,即便获得不了主动权,至少也有了更多机会。与北洋时代一样,段祺瑞还固执的认为人民党的目标是西北,是要发动内战,而没有想到人民党竟然是要针对俄国。是要发动对外战争。
人民党当年靠了打青岛的德国人,打东北的日本人。通过对外战争的胜利,很快就得到了舆论的支持。哪怕是最反对人民党的文人,也顶多只敢质疑人民党的对内政策,根本不敢提及人民党对外的战争。那些对人民党相当不满的一大批人之所以不敢或者不愿反对人民党,也是因为人民党在对外战争屡战屡胜。
现在连段祺瑞的铁杆徐树铮都投降了人民党,身为叛徒,居然还混了个“起义将领”的名头。就好像徐树铮一直和人民党穿一条裤子一样。这也未免太滑稽了。
段祺瑞开始认真的考虑起王士珍的建议,至少先和人民党进行政治谈判。只要政治谈判一开,好歹双方暂时不会有军事冲突。有袁世凯的前车之鉴,段祺瑞实在是太难令下定这个决心。
当年同意联省自治后,人民党就立刻坐大。和平的时期的确让北洋得到修养生息的机会,然而与人民党力量猛烈膨胀相比较,这和平甚至可以说是资敌。现在人民党已经如此强大,还把手插进了西北。段祺瑞坚信,这次即便是能够暂时达成和平,等这和平结束的时候,也就是人民党夺取整个中国的时候。
和人民党争斗了十几年,段祺瑞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有些真正坚持不下去了。
不管心里面怎么想,段祺瑞至少在外表上还得保持镇定,每当有部下试图想和段祺瑞说及此事的时候,段祺瑞都是态度冷峻的不允许部下说下去。段祺瑞很清楚,他的部下跟着他是为了荣华富贵,在山穷水尽之前,这些人就会毫不迟疑的抛弃掉段祺瑞。这也是段祺瑞为什么不肯接受王士珍建议的重要原因。
屋漏偏逢连夜雨,段祺瑞正在沉思的时候,吴佩孚带着焦急的神色大步走进了段祺瑞的办公室,“段总理,潼关回报说,昨天又有几十名兄弟趁着夜色跑去人民党那里了。”
段祺瑞没敢自封总统,而是自行出任了内阁总理。别人也没人敢去当这个总统,所以段祺瑞就以总理身份统领西北。
没等段祺瑞回复,吴佩孚继续说道:“潼关司令又向咱们要军饷!”
段祺瑞严重射出饱含怒火的目光,仿佛要穿透西安到潼关之间的距离,把那个无能的司令烧死。最近一个月来,几乎每天都会有士兵逃去人民党那边。潼关守军司令除了花钱之外,竟然没有别的办法,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每天都有人在逃跑。
不过愤怒也只是片刻的事情,段祺瑞站起身背着手开始在屋里面来回踱步。西安的金库已经见底,根本拿不出钱来。山西的商会也被段祺瑞敲诈的差不多了,所有能够动用的财力已经彻底枯竭。如果没钱发军饷,再使用严酷的军纪,只会激起兵变而已。
走了好一阵,段祺瑞对吴佩孚说道:“你去找孙永胜来。”
吴佩孚一愣,孙永胜作为陈克的“姑父”,从何倩去世之后,孙永胜与陈克之间其实已经没什么亲戚关系了。但是这曾经的亲戚关系依旧让孙永胜一直在北洋军里面颇为尴尬。不过孙永胜既然能跟着段祺瑞跑来山西,这也已经说明了他对北洋的忠诚。而且杀掉孙永胜的话毫无意义,所以段祺瑞就给孙永胜安排了一个闲差。现在这么几乎山穷水尽的地步,段祺瑞把孙永胜找来。吴佩孚已经感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味道。不过吴佩孚也没有拒绝这个命令,只是简单的敬礼后就出门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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