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实力都是基于自身建设,如果单纯英国的统治阶级以及他们的走狗,和我们人民党以及我们的同志,相比较起来我们人民党处于下风。不过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只要我们和人民站在一起,得到了人民的支持,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战略上蔑视敌人,战术上也要重视敌人。”章瑜答道。
章瑜刚回答了一个让他比较满意的问题,另一个相对幼稚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英国人到底想要什么?”
“英国人想要什么这不重要,关键是英国人能够做到什么。要是让他们想,他们想让我们中国人都给英国人当奴隶,想让我们人民党签署比满清更多的卖国条约。不过这可能么?所以谈判就是一个交流的过程,他们说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正确的把我们的立场以及条件毫无歧义的告诉对方,而我们自己也能够正确理解对方的想法以及要求。不管对方的想法是不是合理,对方的要求是不是可笑。我们都要努力正确理解对方。”章瑜这话必须对所有成员说,不过章瑜真正想告诉的其实就那么几个人。因为也就是这么几个人才有可能真正理解章瑜所说的内容中不仅仅是一个对外外交问题,更是一个做人的基本问题。
章瑜很佩服陈克的一个原因,就是陈克很明白,越是自己的同志,越得把阶级斗争这根弦绷紧。因为我们和敌人之间已经摆明了有利益冲突,而自己的同志之间,冲突与合作更深刻更尖锐。在同志之间,更需要正确的传达自己的想法,正确理解同志们的诉求。
统治阶级是由参与社会劳动的劳动者组成的,无论是持什么立场的统治者们,除了必然参与社会劳动之外,还要迈过社会性压倒生物性这倒门槛。章瑜参加了十年革命,才算是真正明白了“封建权力分封体系”的罪恶所在。统治者的存在是必然的,“封建权力分封体系”的最大罪恶,就是让大量生物性压倒社会性的人成为了统治者,而且把这种制度给固化了。
不过章瑜也没有觉得这种“觉悟”有多么美妙,懂得了这些只是让他感到了更孤单。对劳动的艰辛认识的更清楚。而很多原本“人性”带来的乐趣,不知不觉中枯萎了。只有看到那些天性中社会性压倒生物性的年轻同志,章瑜才会真心感到喜悦。可与这些同志恰恰最没有必要讨论人性改造这件事。光商量工作就要用去几乎所有时间。
“英国人肯定要试图挣扎一下,他们会怎么样试探我们的底线呢?”这个问题尽管没有什么独创的思路,倒也算是中规中矩。
章瑜答道:“党中央的看法是,先要看看英国人的小弟日本会有什么反应,如果日本跳的欢,英国人还会再沉默一阵。”
人民党内部之所以要让各级宣传部负责人参与重要会议,目的就是为了控制宣传与舆论。如果章瑜没有参加对外战略会议,而是完全靠自己猜测到底怎么宣传的话,章瑜此时肯定不可能理解人民党为什么要对日本施加那么大的压力。
当然,英法公使掌握了大量的情报,基于当下局面以及利益关系,他们对人民党的猜测同样是正确的,人民党就是要通过日本逼英法表态。
1915年9月3日,河北军区从已经夺取的秦皇岛出发,进军葫芦岛和绥中。摆出了一副进军东北的姿态。
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夺取了中国东北很大的权益,他们的驻军主要是驻扎在东北。工农革命军北上的消息先是让已经得知北洋崩溃消息的东北奉天督军张作霖惊慌失措惶惶不可终日,接着就被日本知道了。
自打九州师团被歼灭之后,人民党与日本的关系就已经到了冰点。如果人民党夺取了东北,在东北的日本会有什么结果根本不用想象。日本公使被困在北京,传递不出消息。不过日本军部以及内阁通过张作霖很快就得到了消息。
经过不到一年的努力,高桥是清内阁已经初步稳定住了日本的经济局势,在军费等方面被严格限制的陆军早就忍耐不住了。先是北洋崩溃,接着是人民党有可能北上进去东北。这消息先是让日本军部感到茫然,接着陆军部就彻底炸了营。以桂太郎为首的陆军部立刻要求出兵中国,至少是出兵东北。
海军部自然不可能同意这样的要求,经过上次的经验,海军很清楚单靠舰炮并不能夺取青岛。且不说舰炮根本不可能把青岛炸成一片废墟,即便是做到了又能如何?
西园寺公望干脆直截了与桂太郎在内阁首相高桥是清面前大吵起来,“桂君!如果不能让中国割地赔款,任何军事打击都没有意义。青岛对人民党很重要,却没有重要到不可替代的地步。人民党的要地在武汉,在芜湖。可是海军根本不可能把军舰开进长江去!”
桂太郎先是乜斜着眼睛看着西园寺公望,好一阵之后才充满轻蔑的吐出一句话,“胆小鬼!”
西园寺公望差点拎起面前的茶杯砸向桂太郎的脑袋,他到真不是因为被桂太郎骂了,反正两人骂来骂去早就无所谓了。桂太郎提出的政策根本就不是当下日本国力能够承担的了的。什么十个师团进东北,彻底控制东北的局面。就算是日本国力能够承担如此规模的战争,西园寺公望也对日本陆军的战斗力抱以深刻的怀疑。桂太郎的偏执令西园寺公望几乎无法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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