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见到了日本更加开化的科技和文化气氛,原本充满了对日本仇恨的毛平逐渐把仇恨转向了腐朽落后的满清。毛平家的家教很不错,毛平看了《天演论》之后,确立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概念。中日战争当中,日本也是在为自己国家的利益奋斗。如果满清能够打败日本,台湾自然不会丢失。也不会签署《马关条约》。决定一切的都是力量。与其痛恨日本的入侵,倒不如痛恨懦弱无能的满清。毛平改变不了日本,但是他觉得自己应该能够去改变满清。
不知不觉之间,毛平从一个单纯的因为仇恨日本而仇日的青年,变成了一名相当激进的反清份子,每次留学生里面的革命活动,毛平只要有时间就去参加。而他这种相对理想的态度,也得到了很多留学生的支持。甚至也交到了不少日本朋友。
毛平读过陈天华的书,对陈天华里面激烈的反清态度十分赞同。后来陈天华到了日本,毛平得知之后,立刻前去拜见。两人相见甚欢。毛平和他的小团体成了坚定支持陈天华个人的一个“小革命党”。
等陈天华从上海再次回到日本,带回了与陈克一起写的书,毛平读了之后,真的是惊为神作。《中国文化传承与唯物主义的兴起》这本书彻底指出了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清清楚楚地解释了工业革命与国家发展的联系。毛平觉得困扰自己多年的疑惑竟然全部解开了。“朝闻道,夕可死焉!”毛平发出了如此的感叹。一贯学习认真地毛平,第一次开始逃课旷课,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注在组建“读书会”事情上面。
在毛平的努力下,读书会一扩再扩,达到了一百多人的规模。得知陈天华要回上海投奔那位“陈克先生”,毛平坚决要求同去,读书会里面最后有二十多名中日青年跟着陈天华回到上海。
陈克没有让毛平失望,对于课程的讲解水平高出陈天华很多。毛平觉得陈克简直是某种不可思议的存在,无论是任何问题,他都能根据书里面的理论给出一个合理的解答。革命党们遇到问题,只会大喊,“满清是万恶之源。”但是到底满清的罪恶是什么,他们就讲不清楚了。陈克从来不说谁是罪恶的,他只分析社会现象中,参与者都是怎么做的,他们是出于何种阶级特性要这么做。甚至是被迫这么做。
这种温和理性的态度甚至比最激烈的反对更加有效,毛平本来就对满清十分不满,单是见到陈克之前,毛平某种意义也是一个立宪派。听了陈克的解释,毛平彻底从一个立宪派变成了革命派。
陈克很看好毛平,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思想颇为进步。而且毛平在工地上的表现也非常出色。在黄浦书社人数飞速扩大的时候,陈克就定了一个规矩,要求黄浦书社的成员到工地上帮忙。一半时间用来听课,一半时间工作。陈克也根据大家的工作量支付工资。
这个规定咱找陈克的说法是“强烈建议,但是不强迫。”这话说得很客气,但是大家都是有些文化的,自然能够听出画外音。一开始大家抱着“帮忙”的心态去参加了劳动。不到一礼拜,三分之一的同学就死活不去工地了。另外三分之二还在坚持。毛平和一起回来的同学们就是那三分之二的行列。而且工作的不错,穿过了商业区,就进入了居住区。上海此时正是一个新兴的扩大阶段,住宅区都是在里弄里面,在外面也看不太清楚。除了偶尔看到的几个运木柴的班车之外,基本看不到有人,想来大家都去上工了。
陈克倒也没有进去看的想法,以后进行社会调查的时候,再去拜访这些地方也来得及。
学校的位置比较远,英国人办学校,上海当地官府不支持也不反对。上海市的核心区域是外滩那边。英国驻上海领事馆最早设在上海县城内姓顾的大宅院内,上海开埠以后,英国借口“华洋杂居不便,以《虎门条约》中准许英国人在通商口岸租地房屋的条款,逼迫清政府签订《上海土地章程》。1845年11月29日在上海开埠两年之际,清政府上海道发布告示:“兹体察民情,斟酌上海地方情形,划定洋泾浜以北、李家庄以南之地,准租与英国商人,为建筑房舍及居住之用”。这块居留地面积830亩,即是后来的英租界。
1846年巴富尔看中李家庄的土地,拟建英国领事馆新馆。李家庄地处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西南侧,当年清军曾在这里设置炮台、守卫江防。鸦片战争时,英国炮舰攻陷吴淞口第一道防线后,又攻毁东沟第二道防线,苏州河和黄浦江交汇处为第三道防线。1842年6月英国“复仇神”炮舰向李家庄炮台猛烈炮击,仅管守军顽强抵抗,但是猛烈的炮火还是将炮台摧毁了。这块土地不仅地理位置优越还有其这段历史故事,巴富尔多次考察这个废弃的炮台,不顾当时英国不准在外建使馆的法令,与该土地主人石炳荣等人洽谈购置地产。巴富尔垫资了定金后,因没有这项专款只好拖延着,才至第二任领事阿礼国接手后不断申请,终于得到英国政府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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