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韶回来，郑朗很关心地问他身体状况，说没有情况，郑朗大悦。王韶生疽病，乃是到了河湟后，穿着沉重的盔甲与兵士在山林里钻来钻去导致的，王安石下台，他功劳又高，士大夫攻击，由是贬知鄂州洪州，与狄青一样，心情不好，疽病发作，洞见五脏，背上的肉都烂光了，每日痛得嚎叫。但自己下去，王韶功劳下降，让王韶藏在自己背后，便能很好的将王韶保护住。
时间一久，自己也得遭人忌妒，这个没有关系，有欠负，有西夏，自己再小心利用手中职权，做一些安排，朝廷离不开自己，再弹劾都没有用。当然，西夏灭了，自己还不下去干嘛呢，难道想自己后代成为张居正霍光的后代不成？不过西夏一灭，就是不收复幽云十六州，全国重心放在北方，各种新式武器陆续出现，不要说辽国了，就是女真崛起，宋朝也不会惧。况且自己在相位上，有人忌，离开相位，回家养老，急流勇通，谁来嚼舌头？那是找抽的。影响力还会存在。
但收复西夏，能离开王韶吗？至少西路主帅必须是王韶。
郑朗必须得下去。
然赵顼仍不同意，郑朗又说道：“陛下，这几年臣很累，就当让臣下去散散心，尽量年底将河湟大局平定下来，臣再回京。”
这句话得分两层意思来听，第一层下去不是经营河湟的，乃是散心之举，意思是稳操胜券。
其次那就不是如此了，从河州往上去，渐渐进入了青海高原，并且战争瞬间决定着千万人的生死，何来散心的说法。但与朝堂相比，成了散心，说明什么？
赵顼嘴角都有些苦涩了。
最后艰难地道：“若此，你就去吧，有什么条件，朕会尽量满足。”
“也没有什么条件，第一让王韶与李宪尽早下去，以免熙河糜烂。第二臣会请求陛下给臣五万将士，河州仅有两万余将士，征熙河足矣，征湟州，有可能不足，同时还给臣充足的武器物资。河湟便可早日平定。”
吴充道：“国家财政会很紧张。”
“冲卿，无妨，今年若没有边事，收入必然下降，臣估计有可能只有一亿六千万了。”
大家一起叹息，这是无奈的事，虽两税在国家收益中比例下降，用工代赈反而造就了商业繁荣，不过总体而言，因为这个大灾，各项收入必然严重下降。最后有多少收入，要看老天赏不赏脸了。若及时中止旱灾，损失还会小一点，若旱灾继续，收入会锐减。
旱情如何，只有郑朗心中清楚，又说道：“不过粮食储蓄量巨大，一半用来赈济，一半用来平价出售，后者实际能产生部分盈余，即便是旱灾继续，用此款项从南方再拨一些粮食过来，甚至可以诏书平安监，禁止酿酒，将粮食往中原调动，旱灾用粮便可缓解。支出的仅是部分用工物资损耗款项，因此除河湟费用外，支出不会上升，将余下的财政盈余拨于河湟足矣了。兵法云，一鼓作气，若不就这一股士气，让董毡与木征恢复元气，河湟死灰复燃，朝廷非得不到河湟，相反的，于西边又生一李继迁也。”
到了二月，旱情在加重。
各地粮价在疯涨，朝廷下诏，京城粮价每斗粟麦米皆涨了五文钱，京城乃是国家中心所在，不敢涨太多。北方其他地区，有的一斗涨了十文，有的一斗涨了十五文。
不是朝廷要赚这个灾粮钱，而是迫于需要。
去年时，朝廷疯储了大批粮食，灾害到来时，各地粮商迫于那个储粮数字，不敢涨太多价钱。随着旱灾加重，南方粮价渐渐应声上扬，然而朝廷还是这种平价粮在销售，于是商人一起囤积居奇，不出售了。
旱灾今年中止，那怕是能将明年夏收抢上来，朝廷不怕，但不是，旱灾会持续到明年，连秋收都受到严重影响。靠朝廷储粮，远远不足的，一旦储粮售完，马上粮食就会成为天价。适度地涨一点价，让商人将他们粮食向外销售。并且也是便民，朝廷备粮，只论量，不论质，若北方粟充足，郑朗有可能全部备粟，便宜啊。但粟麦收购完了，也不能备出灾民所需的量来，只能备一些米。至于各地的品牌大米，哪里会备？因此有了量，可粮食质量很差。普通人家有的吃不管的，可大富大贵人家，吃的还是粮商优质米，包括郑家本身，难道郑家派下人去京城的衙门前排队购粮？粮价放一放，商人有利可图，也会将仓里的粮食打开销售。况且他们也不知道旱情会持续多久，朝廷还在陆续筹备粮食，不担心手中的粮食最后跌到一斗四十文？
这就是灵活机动之举。
若死板抱着爱民的想法，粮价非得按成本销出，今年秋前没事，秋后准得出大事。
即便不经营河湟，全国粮食收成就那么多，商人囤积居奇了大半，朝廷用钱都买不回来粮食。
就是这样，郑朗仍然担心粮食不足，又想到海外。海外驻守的百姓与兵士很苦，海上的危险，炎热天气带来的疾病，当地还有部分土著人的威胁，不过有苦就有甜，有大片耕地种植粮食瓜果蔬菜，维持着船队消耗之外，粮食产生积余，有的兵士与百姓便将它酿酒销售。后来朝廷索性放开，出售酒曲，让他们公开酿酒销售，那怕带回中原。用来补贴这些轮流到海外兵士与百姓的收入。没有可观的财富，谁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海外驻扎？这部分粮食不会很多，但若筹备好，能筹得几百石粮食，也是一笔不可忽视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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