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儒家自我将它进一步演化完善。
夫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孟子说君子自反也，我必不忠。
夫子又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又也说仁之方就是强恕而行。还有更多的例子，将夫子与孟子荀子的书籍翻一翻，能翻出好几十条说忠与恕的。
区别也就出来，所谓的忠是内在的，恕是外施的，忠要求的是内尽于心，问心无愧，恕道则是我爱人人，人人爱我，要想人人爱我，我必先爱人人。
或者再分一分，有德于人，而无求于人，也就是百姓常说的做好事不留姓名。当然是好事，接近圣人的境界，可几个人能做到。第二是有德于人，求用于人。还有一种，无德于人，而求用于人。这会是所有人痛恨的，但现实生活当中却不少。孔孟还有一种情况未说，便是人有德于我，我非但不报答，反而去害这个德我之人。
一与四对立，二与三对立。
但一与二同样在对立，又互相生依。
这便是忠与恕。
可这个忠与恕也没有绝对的，德到何处，用到何处？
因此这个忠许多人认为它不可能存在，实际存在，只是存在时掺杂了许多恕在里面。而恕又掺杂着一些忠。毕竟相比于知恩回报，先赐恩后求报又要高明一点。
因为没有人系统地去想，最初的忠退化，变成忠诚的忠。
这样想是错误的想法，夫子说的君臣父子，臣是子是仆，不能说老子不好或者贫穷，儿子就不养老子，大臣也是如此。这有一个主从关系，因此真正的忠臣不指望君王赐予什么，也会老实替君王做事，进谏劝正，治理救民，安邦强国。这才叫忠臣，或者换成范仲淹那句名言，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范仲淹说错了，古仁人之心不是这个心，古仁人的心范围更广，但这正是忠臣的心。
还不能称为忠，仅是忠的一面，忠臣的忠，还有忠于己心，忠于朋友，忠于立人行事，不求任何回报去做善事德事，才是真正的忠。
不过夫子与孟子明显感到这种忠肯定不能推广，因此多推广恕道，或者介于忠恕之间的那种德操，以己所欲，譬之人，知其所欲，亦犹是也，然后推其所欲，以及于人。
但忠不是顺从，是立正立德，用于忠臣不是让大臣诌媚皇上，那是谓不忠，乃佞臣。真正的忠臣，不为自己官爵着想，皇上做得不好，就得进劝，不要怕皇上恼怒。要让皇上做一个好君王，治好国家。那怕被皇上砍掉脑袋都不怕，这才是真正的忠臣。
那么一个大问题来了，按照郑朗这种说法，韩琦与欧阳修那种行为算什么？
这才说道心。
夫子时常说道，但这也是道，那也是道，并没有说清楚。那么何谓道呢，真的说不清楚，因为宇宙万物太过复杂，谁能将它说清楚呢。蚁有蚁的道，走兽有走兽的道，人有人的道。
但道殊归一，大道只有一条，越是圣人，离这个道就越近。例如儒家这个忠与恕，再看吕氏春秋，将欲毁之，必重累之，将欲踣之，必高举之。道理差不多，杂家吕不韦出自商人，功利心很重，因此不说德仁，而说毁之累之，踣之举之。落下乘了。
还有老子的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衰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与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差不多。周书也说过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法家的韩非子看到这句话，见猎心喜，也将它拿来引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别，老子出世，因此说得有些消积，孔子要入世，说得积极，还有几个原因，鲁国小，尊崇周室，鲁国才会平安。因此夫子不喜战争，于是隐隐感到有仁有义，多说仁而少说义。礼多说礼仪与尊卑，而少说战争。其次夫子直接从周王室吸取营养，学的乃是王礼，而且无论周王室或鲁国强行使天下诸候臣服了，于是多用说教。
这造成夫子的一些不全面性。
但夫子隐约也知道仅说教没有用的，写了一些义，一些威，还有中，只是不多罢了。
还有佛教的因果报应。
以及最初的金刚经。
金刚经很少谈因果报应，多说节制自己欲望修心修道，这个节制，是为了修道心的，还是儒家的恕。还有一件更更赤裸裸地表明释迦牟尼的这种道，多少财宝都不稀罕，只要颂读传扬这本佛经，就积下大功德了，颂读传扬佛经用义就是广大佛门的，有所求还是恕。虽然后来释迦牟尼感到这种自相矛盾，用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语遮掩，但干嘛说了十几遍？
那么何谓道心，实际儒家的仁为本，义为节，中调之，礼为法，便已经接近这种道心。当然，还不能算是真正的道心。故夫子说了大半天，越绕大家越糊涂。老子索性来了一句，玄之又玄。释迦牟尼也索性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变成了自相矛盾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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