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就算是在甘晓莹眼里被看做不怎么样的车子，她现在开的也是一辆白色的现代。十几万元的小车，经济实惠还省油，开出去虽然没有多大的面子，但是在家庭中用作上下班代步工具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可是，当她接过来赵建辉递给她的钥匙的时候，却不由得有点目瞪口呆瞠目结舌。吉利金鹰？这车子虽然外形不错，但是这个牌子的知名度其实在太低了一点儿吧？再说了，据说这款车子大毛病没有，小毛病巨多，这人什么身份啊，居然开这么一辆车？不是抠门就是装穷，你至于么？
回到办公桌后面，赵建辉处理了几份文件，无非就是在上面签署一个“阅”字，看看表，已经到了下班时间，赵建辉不由得摇摇头，政法委这边的工作还是很清闲的，与省长、市长任上不可同日而语。
一些不大不小的案子，下面的省市谁也不想报上来曝光的，能压在下面处理的，就在下面想法设法的处理完了，实在是压不住的，那也是个别的人通过越级上访的渠道掀了老底，地方政府不得已才报上来的。
对此，地方政府起码有三种“花钱买平安”的方法。一是自己派人在北京截访。长期以来，这项工作以驻京办为枢纽，地方政府以及法院等都花费人力物力在京驻守。上访者来京上访，大多都是驻京办派人将其送回家的。
一位基层政府办公室、公安局和法院的年轻男性工作人员，大部分都得轮流驻京，主要任务即去各大衙门信访室截访。
但驻京办引起首都管理和行政秩序的混乱，导致中央裁撤。截至目前，除50家省级政府及经济特区政府和296家地市级政府仍保留驻京办事机构外，各地区各部门已撤销驻京办事机构共625家。
驻京办被裁撤，显然提高了地方政府派人截访接访的成本，使得第二种方法更可取：将截访外包给保安公司。以鼎元公司为例，即曾和19个省级政府有关部门签订了相关截访合作协议。
保安公司为地方政府截拦、关押、遣返访民，每个项目都有明确收费细目，包括：稳控费每人200至400元、强制费每人200至400元。护送费的细目则按交通工具、护送人员和距离不同，收费不同。
涂雄的保安公司也有地方政府找上门来洽谈这种生意，当时涂雄也看着眼热，还是赵建辉力阻他发展这方面的业务。后来鼎元公司受症，涂雄才心悦诚服的佩服赵建辉高瞻远瞩。
即使截访失败，访民影响已成，在相关部门登记注册，那么地方政府需求助第三条路：“销号”。
上访者在上级部门申诉后，信访部门会备案留底，此谓之“标号”。公开资料显示，2009年到京上访人数冀省位居全国第一达到了15700人次，中原省第二为5700人次，辽东省位居第三。
但 2009年后，相关部门变更规则，对正常上访不再通报，只通报“非正常上访”人数，每个月进行一次全国大排名，并下发到省级党委与政府。
这些排名与地方政府的考核挂钩，但只要花钱去之，则无碍政绩。
包括驻京、外包和“销号”，地方政府对于信访的恐惧催生了一个庞大的维稳“市场”，各色寻租者、掮客、打手于其间觅食。无论驻京办、保安公司、信访局官员，在这个寻租场利益均沾，维护并扩大了“维稳”之饼。随着这个“市场”的扩大，即便与“维稳”无直接关联，亦可以“维稳”之名，行“寻租”之实。
截访、外包和销号的灰色市场之所以存在，一大原因在于维稳体制本身。以信访为例，在信访的实际运行过程中，或“截访”，或“销号”，信访本应承担的“下情上达”功能近乎失效。然而，从制度设计之源求证，由于中央和地方之间关系微妙，其定位本身即蕴含悖论。
根据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应星的梳理，1982年《党政机关信访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的通过，标志着信访制度的转身：与毛时代服务于大众动员和阶级斗争不同，信访制度在新时期的服务对象是经济建设和安定团结的大局。
在应星看来，从大众动员和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和安定团结，“维稳”问题必然浮现起来。由于许多地方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主导，在农民负担、土地纠纷、职工下岗、房屋拆迁补偿等问题上，不是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而是作为一个有自己利益的主体，因而势必具有与当事人利益发生直接冲突的倾向。
与此同时，随着人民公社的瓦解和国企改革的推进，基层单位的控制能力削弱，城乡居民寻求自我利益表达的能力和空间与日俱增。更重要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公民权利意识增强，以往的行政手段似乎失效。
应星认为，信访一方面突出安定团结的秩序诉求，要求把矛盾留在基层，另一方面，作为中央制约基层政府的手段之一，它又在某些情形下鼓励访民“依法抗争”。
这两种目标之间的冲突，使得信访处于难以自圆其说的悖论之中：中央政府一方面希望能有一条群众线路监督地方，因此坚持信访制度；另一方面，却不想因此影响中央工作，因此要求地方政府严控信访，将 “不稳定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并消化在基层。在这种以“堵”为主、不拓展梳理通道的思路下，一旦发生不稳定事件如集体上访，地方政府只能求助于非常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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