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蚕问道，
“这是怎么说得？”
吴惟贤解释道，
“皇上搞这个投票，你反对，我反对，他们反对，朝中一众人无一不反对，可为甚么还能推行下去并且出了效果呢？依我看，这其中只有两个原因。”
“这一呢，是朝廷真拿不出钱了，皇上等着用银子，底下人既不肯出力，又不愿把到手的好处让出去，只能由皇上施行这个办法，反正出了差错是皇上的，马价银拆借不出吃亏的是九边，但是我觉得这一条却不大重要，毕竟皇上前几年修陵还花了两百万两银子呢，怎么也不至于现在就财枯源竭了。”
“这二呢，就是他们赚这些好处的办法见不得人，怕自己一旦违逆圣意，随即就要么被科道官上书弹劾，要么就被皇上以此为借口贬谪丢官了，马政牵涉的环节太多，上下都不敢细查，我就不说那些州县在征敛俵马银时是怎样一副嘴脸了，单说这九边军镇，每年为了多讨一些京运年例银，故意虐马、杀马的可不在少数。”
“这两个原因一加起来，朝中能明面上反对投票的人就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了，他们都知道这个方法弊病甚多，即使在短时间内改善了马政，也根本不可能维持下去，于是干脆就等着这项办法自己出乱子，一旦确实出了乱子，证明这个投票对改善马政几乎无益，科道官就有了依据，可以上书让皇上考虑重回旧制，嗐，大明就是这样，明摆着的事，却非要有人吃了亏、上了当，才能引起重视……”
陈蚕接口道，
“本来就是明摆着的事，关键在于，咱们用投票反对投票，是不是就有那么点儿……不识好歹，打了皇上的脸了？”
吴惟贤道，
“这个问题我觉得咱们要这样看，一个人要是真心想为咱们好，最后结果也好，咱们却不领情，那确实是咱们不识好歹，可要是一个人想真心为咱们好，最后结果却不好，咱们反倒受了害，这时候咱们表达反对，那是维护咱们自身的合法利益，算不上不识好歹。”
“说回正题啊，这漕运改海运，恰恰是皇上现在正重视的一项事情，不管是重启四夷馆、礼送洋教士还是开设轮船招商局，虽说可能是为了敛财罢，但这都表明皇上是真心想投资海贸，即使海商们不敢吃皇上的这一套，可那也不能否认皇上想开海的心是真诚的。”
“漕运和马政一样，其中获利之人如此之多，想彻底改革是难如登天，皇上现今开设轮船招商局，占便宜的无非还是身边得宠的亲信外戚，一杯羹人人想分，哪能那么容易就平衡了？只要咱们能联合反对漕运改海运的既得利益者，让百万漕工联名反对海运，皇上一见这票选将生出如此变故，自然就不会再推行甚么投票了，这不是比咱们直接出面要好得多了吗？”
吴惟贤能想出这么一个主意，固然是有武将地位低下的原因在，但更主要的，是他真正地做到了朱翊钧和努尔哈齐都没有做到的“文化自信”。
现代人朱翊钧因为熟知近代史，就连坐在皇宫里也是整天忧愁，觉得大明这也应该学习西方、那也应该学习西方，如果不学习西方就一定会落后挨打，即使万历朝的中国离后来被西方列强瓜分殖民地的历史还有好几百年，可这并不妨碍朱翊钧时刻为此感到惶恐。
而努尔哈齐呢，由于祖辈和父辈已经挨过了打，他实际上比朱翊钧还要害怕落后，也是总觉得建州这也比不上大明、那也比不上大明，如果建州不向大明学习就一定会惨遭灭顶之灾，即使万历朝的建州离后来大清被西方列强围殴痛打的历史也还有好几百年，可这并不妨碍努尔哈齐保持时刻向大明学习的卑微心态。
与朱翊钧和努尔哈齐比较起来，陈蚕和吴惟贤就自信多了，在他们的眼里，大明就是毫无疑问的世界第一强国，甚么佛郎机、英吉利、日本，都不过是一群蛮夷而已，比不上大明灿烂文明之万一。
至于皇帝下决心开海，那不过是一种意图打破民间海商垄断的敛财新方法，蛮夷哪有甚么长处可供大明来学习的呢？
吴惟贤是持着这样一种自信的心态去提出这样一个主意的，他觉得朱翊钧开海完完全全就是为了赚钱，万历皇帝给他留下的印象佐证了他这一观点，因此他是真的觉得利用漕工来反对朱翊钧推行的政策没甚么不对。
陈蚕同吴惟贤的想法是大差不离的，只是他内心除了文化自信，更多的是对票选的质疑，他是不相信世界上存在朱翊钧这样的人，能无私无欲到执意把手中的皇权交还给百姓。
陈蚕比较悲观，他甚至认为投票是朱翊钧设下的一个圈套，虽然他还没弄清楚到底是谁要被套进去了，但是他已经预料到票选与大明所有武官的世袭利益有所冲突，因此他必须反对。
“好得很。”
陈蚕问道，
“只是咱们现在在蓟镇，漕工在江南，我们该怎么联络他们呢？”
吴惟贤这时却道，
“你还记得前兵部尚书吴兑，就曾经担任过宣大山西总督的那位……”
对于吴兑的印象，陈蚕的熟悉程度和晋商范明差不多，
“欸，记得，记得，他们浙江绍兴山阴州山吴氏是不是和新建伯王阳明家有姻亲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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