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和汉代养马的马政实际上是一样的过程。
因为民间散养的马匹有一些问题，豪强举报且扩大了这些问题，但是豪强搞出这个问题的本身，并不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是为了从百姓手中摄取这一部分的利益。地方豪强不是傻子，马匹是极其重要的战略资源，他们知道国家需要，又怎么可能愿意低价销售？
马匹的价格越来越高，而马匹的质量却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越来越差……
那么将战马的饲养全数都收归国有，是不是就可以避免豪强的弊病呢？
李世民就是这么想的，他也就是这么做了。
唐代马政汲取了汉马政的经验教训，就改豪强养马变成了国有马场。
不仅是李世民，随后几个朝代的帝王都意识到了战马的重要性，于是乎都基本上是以国有养马为主了……
唐代李氏在河陇地区，大规模的饲养战马，数量最高的时候达到了七十万匹。但就是因为唐代太看重战马了，以至于唐代对民间养马采取打压和抑制政策，社会的养马之风不复汉代旧观，而全国营的企业么，其弊端也自然很明显，没有任何想要进化的欲望，也更谈不上马种的培育改良。
每一次唐朝对外大战，在胜利的同时，也意味着原马场之内最优秀的那一批战马死去了，而下一次就次优，在下一批就是次次优的，最后便是退化到了矮脚马……
因为矮脚马每次都没被选上，也就自然保存了最多的基因。
所以养马这件事情，光有民间，显然不成。民间养马，高高低低，应急没问题，但是想要成编制，成规模，就不可能。
让豪强来养，可以成编制成规模，但是豪强会借机会卡国家脖子，甚至要求国家一而再的降低选马标准，因为养马难啊，收入低啊！
让官方国营机构养马，确实能保证一定时期的战马供给，但是国营企业的腐化程度是非常惊人的，同时国营之后，政策就成为了最大的影响因素。
就像是宋代养马，也是国家倾全力去搞，制定了许许多多的政策，甚至有各种各样的福利，企图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因为宋代马政的政策变换太快，宋在真宗时期国有马的数量达到20万匹的顶峰，但其后改革派失势，马匹存栏数直线下降，接下来的『马政』就无非是做作样子而已。导致宋朝当时一匹国有马的成本高达500贯，而西北边贸中一匹马的价钱才25贯，国有的马资产越多，财政压力就越大，小老百姓的日子就越难过。
『取民马之所广，取庄马之所优，取苑马之所量！』斐潜笑着说道，『若可如此，便是华夏之马雄于天下也！』
张辽点头，然后眼珠转动了几下，似乎欲言又止。
斐潜哈哈笑着，『哈哈，文远可是觉得到时多半会变得剩下民马之所散，庄马之所陋，苑马之所劣？』
张辽也是笑，『主公既有思之，当有策之。』
斐潜缓缓的点了点头。他考虑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对于汉代的大部分人来说，都没有办法像是斐潜一样立足于整个历史，纵向的来看待问题，对于大汉当中的大部分人来说，能够横向的对比已经算是很了不起了，极少数的一流智慧的人物才能够结合春秋战国的一些事例经验，来寻求当下的一些问题的解决办法。
这也是为什么李儒当时对于左传评价那么高的原因……
斐潜初期也不能理解，但是后来他想明白了。
一些杠精之所以觉得左传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而且对于其嗤之以鼻，那是因为九年义务教育和互联网在知识普及上的功劳，而汉代人想要了解历史上的经验，一般人还真做不到。
别看现在斐潜教化南匈奴，殴打鲜卑，勾搭西羌柔然坚昆，驱赶着乌桓远遁白水黑山，收复了阴山西域，将势力范围扩展到了雪区，把幼小的吐蕃按在地上死命摩擦，但是这并不能代表着华夏周边从此就不会有游牧民族的威胁。
现在斐潜只不过是在接着华夏古典军事的最后优势窗口期，对于还处于骨质，青铜质的游牧民族的碾压而已，而在西域之中，斐潜已经发现了游牧民族的定居，农耕的发展，冶金的开发，矿场的挖掘，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在黑铁技术上的冶金差距，将会被缩小。
虽然说游牧民族未必能够造出更多的钢，但是钢压制铁，却没有铁器压制青铜器的那么大。
华夏帝国的腐败，也是无法避免的问题。
不管是那个封建王朝，在开国皇帝二代目压制下，或许还能清廉一会儿，而三代目四代目就几乎百分百的开始腐败变质，延续百年之后就会变成了顽疾，想要温和改良的一定会被资深腐败给摁死在西苑池里。
所以要有鲶鱼。
而且还不能只有一条。
大汉池塘之中，也出现了不止一次的鲶鱼。
董卓原本也是鲶鱼，然后是吕布，但是很遗憾，虽说他们出身相对阶级更低的层面，但是他们并没有想要替他们原有的阶级扩展权利，伸张权柄的意思，反而是削尖了脑袋想要挤进上层阶级之中，而上层阶级的人，又怎么可能会轻易的接纳董卓吕布？
而当董卓和吕布这样出身相对较低的人脱离了原本的阶级，那么原本的阶级又怎么可能会继续支持他们呢？于是他们的最终败落，就成为了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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