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副行笑道：“你这个小朋友，还挺好学，也很爱国，好吧，我给你说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情。”
陈文打了个响指，向吧台侍者要来一盒烟，请王副行和袁建国一起抽。
王副行讲述了一件让陈文很感慨的事情。
……
我们国家上一次入世，是从1986年申请，1987年开始真正的谈判，谈到了今年，谈崩了。
为什么谈崩？王副行说，因为欧美不承认我们国家是市场经济国家，而WTO只收纳市场经济的国家。
1987年，世贸组织开始对华夏经济贸易的体制进行审议，审了一年，差点把我们国家的申请给打回去。
为什么会这样？
王副行说：“当时谈判最大的困难，就是要证明我们国家确实是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但是当时我们又不能承认搞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姓资姓社的原则性问题。”
王副行端着陈文买的威士忌说：“当时我们叫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相结合的商品经济体制，可踏马欧美佬哪里听过这么个新发明的名词，在他们的认知里，你这个国家要么是计划经济，要么是市场经济，没有第三种。”
陈文问：“那你们代表团当时怎么去谈呢？”
王副行说：“怎么谈，解释呗。我们拿着欧美人自己出版的教科书，给他们解释啊，说这个市场经济是客观范畴的东西，反映了整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说这个计划只不过是一种调节手段，是主观范畴的东西，说这个经济制度还是要从客观规律来辩证看待。”
陈文笑道：“那个时候你们真是难啊。”
王副行闷了一杯威士忌，情绪也上来了，畅谈连连：“那个时候啊，老外逼着问我们，说，你们华夏的企业到底是怎么运作的？这个问题很厉害的，企业是一个国家经济的细胞，企业的问题如果答不好，那是要犯错误的。”
陈文做捧哏：“你们肯定答得很好了。”
王副行说：“我们就按照准备的口径，苦口婆心地解释。人家根本不听，他们质问我们，说我们的企业既有厂长又有书记，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只好解释，我们的企业，厂长是核心，书记是中心，两心换一心。”
陈文笑了，这个说法，他是很熟悉的。
王副行说：“那帮老外反驳我们，他们问，这个两心是怎么变一心呢，据他们调查审核，我们国家企业的书记是上面派的，代表了计划调节，厂长是管生产经营的，代表了市场调节。”
陈文为王副行又倒了一杯威士忌。
王副行继续说道：“我记得那次就是在瑞士，在日内瓦，一堆的国外专家，包括WTO的人，还有许多外国银行的头头，这么恶狠狠地逼问我们，问我们华夏企业的厂长和书记在企业的运作当中，在重大的生产决策中，谁起的作用更高，又是怎么起的作用。”
王副行又闷了一杯威士忌：“那天，我这辈子忘不了，我们一帮子专家，可怜的样。我们站在会场里，我们讲不清啊，我们确实讲不清这个问题。我们只能使劲讲啊，越讲越糊涂。
玛德，我们讲得嗓子都冒烟了，到了最后，老外打断我们，不要我们讲了，逼着我们回答一个问题，华夏搞得是不是市场经济！当时我们谁敢讲这个话呀！犯错误的！”
陈文来自2019年，他知道在21世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名词已经合理合法，但是他从历史的见证者王副行的叙述中听出来，在80年代，没有人敢把这个话说出来。
王副行问道：“小陈啊，你知道今年1月份伟大老人南巡，最重要的讲话是什么吗？”
陈文说：“发展才是硬道理。”
王副行微笑道：“那是他刚刚抵达深城时说的见面话。最重要的是他发表了讲话，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今年9月，十四大正式提出了我们国家经济体制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今年10月份，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会议上，我们代表团的团长非常自豪地对全场的各国代表讲，我们华夏也是搞市场经济的，与欧美不同的是，我们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
你当时不在场，你没看见，整个日内瓦轰动了，我们华夏第一次痛痛快快地承认是搞市场经济的。”
陈文回忆了一下，10月份的时候，他正在苏黎世大赌场赢特郎普的钱，完全不知道华夏经贸代表团在瑞士日内瓦打了一场翻身仗。
王副行说：“为了市场经济四个字，我们谈入世谈了6年却没有谈成。现在我们已经解决了根本的问题，你的那个外国朋友，还有许多欧美人，他们很快就会看见我们国家的决心。”
陈文问：“请问王副行，您认为我们国家会重启入世谈判吗？”
王副行说：“这是肯定的，只是时间不好说。”
陈文追问：“你猜一下，大概什么时候。”
王副行笑道：“我哪里能猜到这种事情，乱猜是要犯错误的。”
陈文品出味道了，时间不会很远，恐怕不像他以为的那样是1993年下半年，很可能是上半年，甚至就在春节后。
第二次入世谈判，陈文搀和不上，他也不需要去管，谈到了1999年一定会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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