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矩还想再劝，却被卫夫人暗中扯了扯他的衣袖，随即笑道：“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既然逸少、稚恭慕仁，夫君可使自往。”
李矩没办法，就派了几名仆役服侍二少年，复遣数名兵卒护卫，由得他们往城南去了。
等到双方分道，卫夫人才压低声音对李矩说：“逸少、稚恭欲向城南登山，所为何事，难道夫君不明其意么？”
李矩有点儿茫然，便问：“为夫愚鲁，还请夫人开释。”
卫夫人轻轻叹了口气，就说：“今南北分途，长江为隔，彼在洛阳，如人质，如囚徒，其父兄皆在江南，逢此嘉日，岂有不想望之理啊？乃欲南向登山，远眺长江，虽不能见，聊舒渴怀也好。”
李矩这才恍然大悟，不禁也叹息道：“裴、王之间，曾有姻戚，本是一家，竟隔南北……以王茂弘之智，岂不知大势已定，而江南不可守之理啊？早早降顺，黎庶得安，家人亦可团聚——这必是王处仲贪恋权势，特意阻之也！”
在故晋之时，王敦的品位一向比王导要高，但若论名誉，则差得很远——大家伙儿都认为王导是个忠厚人（其实未必然），而王敦是个野心家（倒是没有错），王导温雅识礼，王敦难脱粗俗气。故此江南不从王化，这罪魁祸首，多半不在王导，不在司马睿，而是那个坐拥强兵、跋扈无忌的王处仲了！
再说王羲之和庾翼之所以执意南向，确实正如卫夫人所料，是思念亲人，乃欲趁着佳节登高远眺。要说洛阳之北，也有北芒山，但距离比较远，山势也比较陡，这一天内就要打个来回，未必能爬多高，故此二少年才只能前往城南的委粟山去了。
这委粟山若在十几年前，估计是不让爬的，因为其上建有圜丘，也就是天子冬至日郊祀之所在。
不过曹魏最早郊祀，是在洛水北岸的受禅台，一直到景初元年，魏明帝始在委粟山上别建圜丘，同时又在城北建方丘（亦名方泽）。命于冬至日祀皇皇帝天于圜丘，以始祖帝舜配享；夏至日祭皇皇后地于方丘，以舜妃伊氏配享；此外还有天郊礼祭皇天之神，以太祖曹操配享；地郊礼祭皇地之祗，以操后卞氏配享；宗祀于明堂祭上帝，以文帝曹丕配享……
总之小年轻曹叡最喜欢各种华而不实的花活儿啦，生搞出一大堆等级相同的国家级祭祀来，他也不嫌累……好在正始以后，权柄渐移于司马氏，天子难出洛阳城，这些祭祀活动就全都停了下来。
晋朝建立后，群臣商议，认为“丘郊不异”，就此把二郊礼跟圜丘祭天、方丘祭地给合并了起来，从此最高级的国家级祭祀只剩下三场，即：祭天、祭地、祭上帝，场所分别为圜丘、方丘和明堂。
华朝肇建，对于这路事儿自然也有争论，主要原因就在于，曹叡当初搞那一套是倾向于郑学的，晋朝的简化版反倒是王学“谬说”。
郑玄老夫子认为有天有上帝，此外还有五帝并立，他还特意给五帝都起了拗口的名字：东方苍帝灵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黄帝含枢纽、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纪；同时他宣称周礼中的圜丘祭和郊天不是一码事儿。王肃肯定要跟郑学拧着干啊，他就主张五帝为上帝之佐，就好比人间的三公，哪有受国家最高级祭祀的资格呢？而“丘郊不异”，圜丘祭和郊天只是同事而异名罢了。
如今既然裴该貌似倾向于郑学而反感王学，自然以董景道为首，儒生们纷纷跳将出来，请求再把“丘郊”分开，并且分祀五帝。对此，裴该却不肯让步了——娘的，搞那么多花活儿，除了浪费精力和金钱外，对国家社稷有一毛钱的好处吗——下诏仍从晋制。
不过委粟山上的圜丘、洛阳城东南的明堂，还有城北的方丘，早都已经残破不堪了，此前祖逖重修洛阳城，也还没功夫把这些配套设施给搞起来。于是裴该本着节俭的原则，就光在原址上修复明堂和方丘了，却将圜丘移到受禅台上——台基是现成的呀，而且台上施工也比登山要省钱省力得多。
即以圜丘祭天，方丘祭地，明堂祭上帝——裴该特意把天神、地祗给虚化了，且将上帝等同于人文始祖黄帝，把郑玄所谓的五帝全都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并在去岁冬至日，举行了华朝的第一次国家级祭祀——圜丘祭天。
拉回来说，委粟山上既无圜丘，平民百姓自可登山览景，于是王羲之和庾翼二少年便在兵卒的保护下、奴仆的服侍下，经洛水浮桥而向委粟。
委粟山分隔伊洛——二水于其东麓合流——其实只是一个小山丘而已，不过十余丈高，因为山上曾建圜丘，故此有道路、有台阶，可以拾阶而上，不必要手脚并用去攀爬。二少年虽然都文质彬彬，平常不怎么锻炼身体，终究风华正茂，体力尚健，所以很轻松地便即登顶了。
于委粟山上北望，越过浮桥，便是洛阳高大的城壁；西望洛水滔滔，东望明堂可见；唯有南望，过了伊水就是广袤的平原，阡陌纵横，直接天际——江南何在啊？迢迢千里，又怎么可能望得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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