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本的历史上，王敦第二次谋逆之时，钱凤等人曾经问他：“事克之日，天子云何？”天子就是指的晋明帝司马绍。王敦当即回答说：“尚未南郊，何得称天子！便尽卿兵势，保护东海王及裴妃而已。”似乎颇想废掉明帝，而以东海王司马冲继承帝位。
这种想法是由三方面因素综合起来而形成的。第一当然是不满司马绍继位；第二是瞧不起琅琊王一系；第三则是王敦感念司马越当年的信用之德。
司马睿虽然是司马懿的嫡派，比起司马越来更有继统的资格——司马越是司马懿弟司马馗之后——但其才具平庸，在西晋末年的动乱中毫无作为，全靠着他们王氏的辅佐，才能趁时南渡，占据江左。在王敦看来，那就是我家的傀儡，这琅琊王一系的基业全都是我家帮忙打出来的，他有什么资格以我等为臣？
司马越则不同了，从“八王之乱”一开始，他就掺和了进去，是因为参与诛杀杨骏而受封的东海王位。可以说，此人经历了“八王之乱”的全过程，并且笑到最后，才能虽未必为宗室之冠，名望实属一流——尤其是名望超过他的全都陆陆续续不得好死了。
当时王衍把兄弟王澄安排在荆州，把从弟中名位最高的王敦安排在扬州，想要“狡兔三窟”。当然最终做决断的还得是司马越，潘滔就劝司马越说：“今树处仲于江外，使其肆豪强之心，是见贼也。”但是司马越顶住朝中的诸般压力，还是让王敦担任了扬州刺史。为此王敦是很感念司马越的，觉得自己这份基业，实受司马越所赐。
所以当他向琅琊王一系树起反旗后，就自然会想要拥立东海王一系为帝——正好司马冲本来就是司马睿之子，归宗继承元帝之后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退回来说，在这个年月，王敦反形未彰，即便反心也还不重，主要是想扩充和稳固个人、家族的势力，但他轻视琅琊，感念东海之心，早就已经形成了。与王导全力辅佐司马睿不同，王敦是想让江左诸王并峙，则其家族才便于从中牟利——晋愍帝还在长安，暂且提不到继位称帝之事，那就没必要光树个名义上的一号人物嘛。
所以他才想把小孩子司马裒给扶起来，让他拮抗自家老爹。这次派钱凤过江，也是想就此事探问裴该的态度——裴该与东海王太妃有姑侄之亲，天然是可以拉做盟友的。
裴该因为熟悉历史发展的轨迹，所以主动把话题引到司马越身上，就此与钱凤一拍而合。两人恳谈了许久，句句话都不落在实处，但言外之意却越来越深，最终钱凤春风得意地告辞而归，回彭泽去禀报王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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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敦正在衙署内等着钱凤，一见他进来，就迫不及待地问：“世仪，卿此去江北，可有收获么？”
钱凤不及喘息，便即回答道：“凤至江北，与裴徐州相见，彼乃先问第五猗如何处置，再云……”
王敦摆摆手，打断了钱凤的话，说具体过程就不必讲啦，我信得过你钱世仪，你光把结论告诉我就成了。
钱凤想了一想，便即树起了三枚手指：“凤之所得有三。其一，凤行前与明公的猜测，恐怕有误……”
临行之前，就有人禀报说裴该这回是带了大约五千军过来的，军容整肃，器械精良，看起来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他能够一鼓而下宛城，便可为证。钱凤就说了：“此必陶士行为其所练精兵也。昔日便不当使士行北上，庾元规此计于江东为釜底抽薪，于江北却恐是为渊驱鱼了。”
可是等他实际观察过裴该的军势，却回来禀报王敦，说：“徐州军之整肃，更在昔日陶士行所部之上，恐非士行之所能为。我亦暗询裴使君，知陶士行北渡后，唯于下邳管理民政，并不参预军事。则此军恐为祖士稚所遗——所谓徐、豫一体，当无可疑了。”
王敦一皱眉头：“若止兖、豫，或者徐州，我都不惧，若彼等合纵，恐怕难制……”
钱凤先不接话，随即又树起第二枚手指来：“其二，裴徐州此去荆州，恐有与第五猗联络，劝其向朝廷进言，使徐、豫独立于陕东外之意。祖士稚尚不可得见，然此裴文约，其志恐不在小啊。”
王敦点点头：“昔日茂弘亦曾与我言此，我以为裴文约尚且稚嫩，必无远志，如今看来……若论相人，我不如茂弘多矣！茂弘之意，彼既心念中原，如鸟恋旧巢，又不能杀，乃当以为屏障，不可使处肘腋之间……然若屏障高大，遮蔽日光，此亦不可不虑啊……”
钱凤又说：“其三，我看裴徐州之心，也在东海，不在琅琊。”
王敦闻言，双眼不禁一亮：“如此，或可为我所用……世仪，在卿看来，我可能驾驭得住裴文约么？”
钱凤当即恭维道：“明公鹰扬神武，天下人不入明公彀中者，几稀？我料建康必不能驾驭裴徐州，能驾驭者，舍明公而谁？但得徐州为外援，兖、豫也可为友，明公在江上，只手便可以扭转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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