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法最大高明的地方，在杨峥看来并非针对本国人，而是本着一视同仁的对待，即便是西洋诸国往来的贸易船只，同样由此等调理，来往的商贸船只，必须有市舶司亲自过目后，然后有市舶司统一安排上岸的时间，地点以及卸货的落脚点，外国运至的珍珠、象牙、香料、药材、胡椒等朝贡的商品在规定的落脚点停放后，则改由市舶司就地出售，各地大商人纷纷购买，这种往来的贸易意义极大，宋代从海外购买珍珠、象牙、香料、药材、胡椒等天然产品，卖个境内的商家大户，再以境内的陶瓷、丝绸、纺织品、茶叶等手工业制品卖给西洋诸国，从中获取税收好处，这种互惠互利的贸易每一年，宋朝市舶司从海上贸易中抽税近二百万贯，单以百分之十的啊税收算下来，宋代每年的进出口总额约为二千万贯。足足是大明的数倍，这种内外同时互利的贸易随着各项制度的完善，往日官员的营私舞弊监督，以及官商勾结进行商业垄断得以遏制，非但如此，为了更明确的告知天下官员，元丰律中对这些勾当都做出了相应的法律规定，一旦触犯决不轻饶，如绍兴十六年，三佛齐国王投书广州市舶司，称近年由于市舶司抽税过重，“商贩如香，颇有亏损”。宋高宗得悉，重申“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将广州市舶使袁复降了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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