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荀子#8226；议兵篇》，齐国的技击之士冒死战斗，所得赏金不过八两，再无赏赐，具有雇佣兵性质，所以战斗力有限。魏国的武卒”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享受免税免徭役的优待，一旦身衰力竭，优待条件并不改变，所以不但军队更新不易，而且优待众多士卒会造成国库空虚。受优待的士卒如果战死则会影响自身的利益，因此战斗力不强，是”危国之兵”。只有秦国将士有功既赏爵位，又益田宅、庶子，可以成为军功地主。如果不断立功，还可以不断受赏，直至获得高官厚禄，所以能”最为众强长久”，”四世有胜”。
军功爵制与旧的”爵禄”制度也有本质上的不同。据《孟子#8226；万章下》说，周代的”班爵禄”制度分为两级：天子所班是”公、侯、伯、子、男”，诸侯所班是”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这种”爵禄”制度实质上是分封制的一个内容。虽然在诸侯和卿大夫有功时，天子和诸侯也有因功行赏的”分职、授政、任功”等赏赐形式，但在这种爵禄制度中始终贯彻一条”亲亲尊尊”的原则。这就使得军功不可能完全与爵禄统一起来，而且依军功班爵禄的范围也十分有限，只能在少数奴隶主贵族中进行，同时随之而来的就是对于所赐爵禄的世袭。换句话说，这种因军功或事功而获得的采邑爵禄最终仍表现为卿大夫的”世卿世禄”制度。
但是，在新的军功爵制中，”亲亲尊尊”的原则已为”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原则所取代。在量功录入时坚持以”功”为主要标准，是”见功而行赏，因能而授官”。在新的军功爵制下，即使贵如赵国的长安君，”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也要再立新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
由于军功爵在原则上排斥血缘宗法关系，所以赏赐的范围远较以前扩大了，不再局限于少数奴隶主贵族，所有参战的将吏、士卒，只要立有军功，都在赏功酬劳之列。军功爵制的爵秩也由原来的”卿、大夫、士”等少数级制扩大到自”公士、上造”直到”关内侯”、”彻侯”等二十余级。如果说春秋以前的爵禄制度是一种贵族制度，那么战国时的军功爵制则为庶民入仕提供了方便条件。《盐铁论#8226；险固》篇说：”庶人之有爵禄，非升平之兴，盖自战国始也。”正道出了春秋、战国两个历史时期爵禄制度的根本不同。
新的军功爵制造就了一批爵禄及身而止，不再传给子孙的新官僚和一批军功地主，所以它不但是新的封建军事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又是新的封建官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战国时期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著名将、相，大多已不是出身于旧贵族，而是出身于微贱者了。如著名军事家孙膑是刑徒，吴起是游仕；名将白起、王翦是平民，赵奢是田部吏；名相蔺相如是宦者舍人，李斯是郡小吏。其他如苏秦、张仪、陈轸、范雎、蔡泽等，不是鄙人，就是贫人，从而开了秦汉以后的”布衣将相之局”。
这种制度自秦国后就一直延续了下来，如唐朝是诸将三日巡本部吏士营幕，阅其食饮粗精，均劳逸，恤疾苦，视医药。有死即上陈，以礼祭葬，优给家室。有死于行阵，同火收其尸，及因敌伤致毙，并本将校具陈其状，亦以礼祭葬吊赠。如但为敌所损，即随轻重优赏。有纠告违教令者，比常赏倍之。有告得与敌通情者，其家妻妾、仆马、资产悉以赏之。有纠告主者欺隐，应所给比常赏倍之。搴旗斩将，陷阵摧锋，上赏。破敌所得资物、仆马等，并给战士。每收阵之后，裨将，虞候辈收敛，对总帅均分。与敌斗，旗头被伤，救得者重赏。
……
破敌，先虏掠者，斩之。入敌境同。凡隐欺破虏所收获，及吏士身死，有隐欺其资物，并违令不收恤者，斩之。--《卫公兵法》，引自《通典》
诸拾得阑遗物，当日送纳虞候者，五分赏一。如缘军须者，不在分赏之限。三日内不送纳官者，后殿见而不收者，收而不申军司者，并重罪。三日外者，斩。诸有人拾得阑物，隐不送虞候，旁人能纠告者，赏物二十段。知而不纠告者，杖六十。其隐物人斩。
诸有功合赏，不得逾时；有罪合罚，限三日内。--《卫公兵法》，引自《通典》。
到了宋朝后，虽多有变化，但实质上没什么变化，如西夏军律可分为赏赐律与罚罪律两大门类，如赏赐上，关于立大功奇功的标准。其律令规定凡能“挫敌军锋”，大败敌军，俘获人、马、甲、胄、旗、鼓、金1500件以上者，才算立了大功奇功，得到一份相当丰厚的赏赐。
反之，凡是俘获数量在1500件以下者只能算立了一般军功，按照其“[俘获]、[的]物品、数量领取官赏。
（二）对军官如何论功行赏。有两种情况：其一，在战斗中，人、马、甲、胄、旗、鼓、金各有得失时，原则上可以互相抵销。“将军等行进到敌地域中去，……（与敌）战斗时不能相挫败，兵马各自撤退时，得失人、马、甲、胄、旗、鼓、金等者，功罪可相抵”；若得超过失，可以得赏，但必须超过“一百种以上”方能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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