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邸报》比年事有疑似，中外不知，邸吏必竞以小纸书之，飞报远近谓之小报。如曰：‘今日某人被如，某人罢去，某人迁除。’往往以虚为实，以无为有。朝士闻之，则曰：‘已有小报矣！’州郡间得之，则曰：‘小报到矣！’他日验之，其说或然或不然。使其然焉，则事涉不密；其不密焉，则何以取信？此于害治，虽若甚微，其实不可不察。臣愚欲望陛下深如有司，严立罪赏，痛行禁止。使朝廷命令，可得而闻，不可得而测；可得而信，不可得而诈；则国体尊而民听之。”可见当时的报纸的活跃程度不亚于现代，不仅如此，当时的报纸就是在运营模式上，与现代也差不多，首先，报纸开始采用了标点符号进行断句，并由大儒管宁执笔，写了一篇经过标点符号断句的经文辨义，这一下子挑起了儒生的兴趣。随后，浪潮般的文章涌入《邸报》报馆，各地儒生们纷纷写文章，按自己理解的方式对古籍经文进行断句，并由此引发激烈的争论。
《邸报》有选择地挑一些观点刊登出来，并为作者支付了稿酬，一时间，儒生们争论的兴趣更加浓厚，也因此，标点符号的作用深入人心。随着青州新版古籍典章的推出，这一争论越发激烈。中国历史上消耗了太多的精力在这种考据之争上，在中国，只要一个人对某句经文发明了一种新的断句方式，他就会享有极高的声誉，被尊为一派开山学者。这导致儒生们埋首太玄经，就为了找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断句方式——虽然这种断句对生产力发展，对科技进步毫无作用。历代无数精英前仆后继埋首于经文研究，导致中国的生产力极端滞后，标点符号的使用，虽然不能完全杜绝经文考据，至少，使汉以后的经文不再需要浪费精力。
其次，这种对经文的辨论，还导致了各派学术观点风起云涌，在刘备的“双重真理”观点指导下，各派学术观点并存。他们不再相互攻击，而把精力放在充实自己的论据上。由此，类似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了，百家争鸣的现象，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三百年后，又于青州渐渐抬头。
第三点，不少人开始对报纸上的商机产生了兴趣，如在《邸报》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则类似于广告的报道，那是介绍出云新近研发出的一种计时工具——以重锤下落为动力，用齿轮传动的机械钟。这一计时工具的诞生，标志着文明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最后，报纸的目的都殊途同归，如宋代风气开放，报纸也需求量极大，但当时民众对官报有较大不满，一些人便趁机发展了小报，小报传发人为进奏官或中央及省之官吏，传发人以牟利为目的，后来甚至出现了以此为生的传发者。小报内容丰富，多为官报未曾报道的新闻，其内容有真有假，有时甚至竟敢编造皇帝命令和诏书，诋毁朝政，导致了泄密、失实等问题的频频发生，给官方带来不少麻烦，多次被朝廷禁止，但由于其相对官报而言新闻色彩浓厚，并且能够连续发行，是民众获得信息的重要途径，满足了人们打听消息，尤其是小道消息的需要，便利了小道消息的传播，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意，因此颇受读者欢迎。小报力求冲破当局的限制，也做了比较大的努力。通过对时事的报道，以及对朝政动荡、战乱连年、民不聊生、朝廷的局面混乱等等都多有报道，如宋高宗绍兴七年，御史胡铨写了一份奏疏，请求“斩秦桧以谢天下”。这自然是重大新闻。被秦桧控制的官报当然不会刊登，而小报照文全发。小报内容的新闻色彩远比邸报浓厚，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意，这也是其广受欢迎、屡禁屡出的重要原因。
这种风气，在徽宗大观四年六月诏令：“近撰造事端，妄作朝报，累有约束，当定罪赏，仰开封府检举，严切差人缉捉。”到了南宋，私营的“小报”十分流行。
光宗绍熙四年十月，臣僚上言：“国朝置进奏院于京师，诸路州郡亦各有进奏吏，凡朝廷已行之命令，已定之差除，皆以达于四方，谓之邸报，所以久矣。而比来有司防禁不严，遂有命令未行，差除未定，即时誊播，谓之小报。始自都下，传之四方。甚者凿空撰造，以无为有，流布近远，疑误群听。”由此可知，小报约略起始于北宋末年，流行于南宋，被当时的读者称为“新闻”，可以说，报纸从西汉后，道宋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种变化体现在利益上，随着读者增加，不少商人看到了小报的利益，随着利益的驱使和职业传发者的出现，“小报”扩大了它的发行范围，不仅限于京都附近，且传遍于州郡，是对当时“小报”发行范围广的描述。当然，印刷术的出现也客观上满足了这一条件。但是，小报虽然是一种比封建官报更具有新闻特征的传播媒介，但其内容仍然没有超出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范畴。小报没有自己的言论，且受官方查禁，连续发行不能得到保障是它的弊端。因此，其业务仍处于原始状态。但是，小报也有其特定的历史意义，小报的出现，是我国古代报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过程，标志着我国古代报纸由封建官报一统天下局面的终结，是民间办报史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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