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瞻基道：“王先生所言极是，苏、松各郡之民衣食不给，皆为重租所困，民困于租而官不知恤，是重赋而轻人，此举着实对苏州百姓不公，可那些大户只怕未必？“
王振本就是个机灵的主儿，一听皇帝这话儿哪里还不知该如何说了，急忙道：“陛下说的是，自我朝洪武始，通过迁徙富民、籍没诸豪族及富民田等手段，促使江南地区大量民田向官田转化，直接从土地上以私租额征收剩余产品，该产品兼具地租与赋税两种性质，所以官田税额在数量上要高于民田，抄没官田又高于古额官田。到了明洪武时期，不仅官田数量大幅度增加，而且官田赋额更高，洪武初，令官田起科每亩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亩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亩八升五合五勺，……抄没官田每亩一斗二升。”所有官田都是租给农民耕种的，赋税都需人民承担，因此税负奇重。洪武以后，官田数量极大地超过了民田，民田生产的粮食只占115，官田是民田的十四倍，我朝当时全年的田赋收入约三千万石，其中浙江一省大概要征收二百七十五万石，约占全国的110；而苏州一府七县竟高达二百八十一万石，超过了浙江六十六县的税额之和。苏州共垦田刘万陆仟零五十六顷，占全国垦田总数的1。1%，而缴纳的税粮却占全国的9。5%，由此可见苏州人民的负担之重，不逃亡就会被困死，然后在我洪武一朝，苏州赋税极重，且尚能按时上交税收，到建文帝即位后曾下诏：国家有惟正之役，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官田悉准私税，用惩一时，岂可为定期？今悉与减免，亩毋踰一斗。但其享国日短，成祖践位后改革措施俱废。我永乐帝北征蒙古、南荡安南，遣郑和通使域外，疏浚运河、营建北京，国家军政耗费的增大，使得江南赋税极大，拖欠还不大，如今才过洪熙一朝而已，赋税累积如此之大，这其中固有百姓逃亡，但在奴才看来，多半是豪强猾吏舞文弄墨以奸求利，才造成了如此局面……？“
王振见朱瞻基没反对，想起前些时候听夏元吉说过，苏州赋税年年亏欠，除了百姓逃亡，豪强猾吏舞文弄墨以奸求利之外，第二个原因就是漕运管理混乱不堪，粮长“大斗进小斗出”；没有固定储粮场所；没有收运记录等弊端，助涨了贪污之风。正是由于管理不清，官吏们才有机可乘，徇私舞弊，贪污成风，敲诈成性，更增加了百姓的痛苦，许多的百姓是饿着肚子种田，冻着身子织布，辛辛苦苦劳作一年，到头来的收入还不够缴税——，又细细说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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