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促成这次和谈国民政府甚至提出一个退让方案:“由孔祥熙本人以行政院院长负全责而辞职,至少在履行条约完毕之前,蒋先生依然居于其原有的地位。”
可是,日本方面断然拒绝。为了达成妥协。孔祥熙答应乘日本军舰亲自赴长崎与宇垣外相直接会晤。最后,日本陆军强硬派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坚持要“蒋介石下野”,并以成立“兴亚院”为手段迫使宇垣外相辞职,最终这次谈判无疾而终。
第二次谈判是1939年老蒋直接指挥的复兴社杜石山与日本萱野长知、小川平吉之间的香港谈判。 1939年1月,老蒋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溶共”、“防共”、“限共”、“**”的政策。在这一历史背景下,3月4日,他致电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杜石山指示他同日本进行“和平交涉”,方针是:“和平之基础”“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
3月16日,宋美龄莅港指导。17日,柳云龙、杜石山、萱野长知在香港大酒店350号房间开始交涉。柳云龙提出如下条件:
平等互让;
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
领土(完整)主权(独立);
(日本)撤兵;
签订防共协定;
中国赞成经济合作;
不追究维新政府、临时政府人员的责任;
对满洲另行协定。
3月24日。日本前铁道大臣小川平吉抵港参加谈判。日本方面对柳云龙的条件不予置理。4月初。小川平吉提出一个和谈的“先决问题”,即要求蒋介石将“容共抗日”改为“排共亲日”,首先讨伐**,然后实行局部停战。同时开始“和平交涉”。
这个“先决问题”是在八路军等抗日力量日益壮大的情况下提出的。表明日方将“讨共”作为日蒋妥协的基础。这是此次香港交涉内容与以前和谈的明显不同之处。杜石山将小川所提首先讨共的“先决问题”报告宋美龄。宋称可以密约办理。随后,杜致电蒋请示,蒋复电“用密约办理”。
诡谲的小川试探蒋的诚意。指出:“方案内容极为微妙而且秘密,非面晤蒋委员长心腹要人不能详细议谈。”蒋介石听到小川要求派孔祥熙或居正赴港,表现逡巡不前。杜石山搪塞小川:此次交涉乃蒋之“嫡系人物”所秘密进行。柳云龙是蒋委员长姨母之子,直接与蒋以密电联络。且陈诚已派参谋长来港说明对付**的准备工作:山西、陕西两省有70万大军对共军取包围态势,各军校共系学员已悉行驱逐。5月11日,小川平吉直接致函蒋介石:“当此艰局,毅然不惑,如挥快刀而斩乱麻,此诚真英雄豪杰之所为也。”请蒋派要员来港,或允小川偕萱野赴渝聆教。
小川密函转到重庆,蒋提交嫡系干部会议讨论。但事为延安方面和桂系得悉。延安方面要求“通缉主和人员”,要蒋履行西安抗日约言,不得中途妥协;桂系声称:如果议和,广西军队将单独抗战。
当日蒋围绕派遣要员问题纠缠不休之际,汪精卫降日活动已有进展。东京确定实行“倒蒋立汪”政策。9月13日,日本政府声明:将扶持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列为施政方针。于是,萱野长知10月13日离港,日蒋交涉停顿。
有了前两次的和谈,老蒋对于日本人这次提出的和谈请求表现的并不是很积极,一方面是以为日本人的胃口很大,以现在老蒋在国民政府的地位根本就不能满足其巨大的野心。一旦他与日军媾和,那么他本人将要面临来自国内外巨大的压力,甚至于会因此而倒台。
其次,现在日军的各个战场上的表现已经远远比不上刚开战时那样强悍了,在一些局部战役中国民党部队已经有能力与日军一较高下了,这也让老蒋可以挺直了腰板说话。
最重要的是,与日本媾和这根本就违背了蒋百里等人为他战前制定的抗日战略,用蒋百里的话说,放虎归山的最终结局就是养虎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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