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需要大批熟练的工人。解决办法就是兴办各类职业学校。现在注册运行的至少有500所之多。跟大学实行高额助学金一样,财政对职业学校的补贴也非常高。
相比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令他感到担忧和烦恼的还是政治体制建设。毫不夸张地说,现行的政治体制是他一手设计的,还算平稳地运行了八年了。他一向认为,制约监督和程序正义是公平的保证,从来就不敢寄希望于人性。有时连自己都不敢相信,更遑论他人了。所以。他一直大力扶持议会的权威,不仅两院议员的薪酬超过了政府机关,而且将世人看来天经地义属于政府的权力剥夺出来交给了议会。立法权不必说了,对于政府的监督权。财政预算的审批权全部给了议会,甚至从1914年起,连省部级正职的任命都成了政务院或总统府提名,议会批准了。
议会权力的激增,除了令政务院强烈不满外,必然地导致议员的身价越来越高,特别是参议员,简直成了嚣张跋扈的代名词,京城流行一个口头禅。俩人在街上发生纠纷,马上脱口而出:你以为你是参议员啊?
贿选的现象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从1916年以来,已经有7名众议员和3名参议员被监察部核查。其中6人被提起诉讼,只有1人被证明是诬陷,恢复了职务和名誉。免于诉讼的也被剥夺了议员资格。两院还好,基层议会就更是乌烟瘴气了。政务院攻击议会的炮弹多来自基层议会的丑闻。不可否认,基层议会对政府的监督制约是不如国家层面的,而龙谦更重视基层议会的选举、运行。认为只有基层议会确实履行职责了,基层政府才不会懈怠和违法。实际情况是。基层议会的选举和运行和他希望的差距甚大,有黑脸包公之名的监察部长曹敏忠对龙谦做过这样悲观的判断,至少三分之二的省、市、县三级议员是不合格的,要么他的来路不正,要么胡作非为。假如属实,这可是个惊人的数字。曹敏忠进而认为,百姓参政议政的基础极差,出任地方议员的,多是些流氓、讼棍和恶霸,一些议会其实就是黑社会,而且,基层议会越来越出现一种令人担忧的倾向,一些历史上的反对势力正在将其当做实现其政治野望的舞台,比如湖北孝感就是一例,其议会成员的政治身份都是从民党系统化出来的反对党,现在却拿着蒙山军的薪水研究如何合法地推翻蒙山军。
那个案子其实是国安总局侦破的。可以引用法律条文治罪的很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进入议会的程序无可指责。但监察部还是介入了此案,以经济问题抓了几个,判了刑,送到甘肃去治理沙漠了。案子引起了高层的反弹,包括方声远、洪粤诚和陈超都极为重视,对于此案,龙谦曾有一个内部讲话,认为国家民主政治必须付出代价,国民的民主素质需要时间来提高。决不能因噎废食,因为孝感出了问题就否认我们的政治体制。但在私下,龙谦却给国安总局有严厉的指示,不要总盯着外国人,真正的敌人就在我们内部。
政府的情况也不令人满意。贪腐是无法避免的了。特别是那些拥有实权的部门,比如交通、工业和军工部门,甚至教育部也出了不少问题。1917年,龙谦曾让洪粤诚主持召集了一个务虚会,就建国以来政府系统出现的“大型”贪污案进行法律制度层面的研讨。参加会议的一半是议会系统的人员,囊括了各党各派的代表,比较激烈的,比如参议员李烈钧就认为,乱世须重典,现在虽不能说是乱世,但仍需重典,对于贪腐应修改现行法律,严厉制裁,应当学一学朱元璋。更多的人,比如梁启超,则认为贪腐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比起晚清政府,现在不知好了多少倍,很是为政府说了些公道话。令龙谦悲哀的是,绝大多数人都忽视了制度问题,不是主张严刑峻法,就是默认贪腐,认为根除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龙谦发言说,还是要靠制度。共和国是历史上咱新的国家制度,将议会比作御史台是不切当的。如果政府的每一笔开支都得到来自政府系统之外的监督,贪腐就会少的多。工程建设、大宗采购如果按照已有的制度,比如招投标制度、省市县长办公会议制度、过程中和事后的审计制度运行,而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贪腐也会少的多。龙谦承认,这个办法虽然是治本之策,但需要时间,需要创造条件。他本人同意李烈钧先生的部分意见,修订法律,加大对贪腐的制裁力度。那次研讨会后,政务院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出访了美英加等国,学习研究他国的做法,议会和司法部修订了有关法律条款,但实际效果如何,尚需检验。
这就带出了一个新问题。即公民的法律意识问题。中国古代的大部分时候是讲德治的,将打官司的人视为刁民。对于国家颁布的刑法、民法及相应的诉讼法律,没几个百姓懂,更不会用。司法体系建设搞了好几年,用王宠惠、伍廷芳等人的话说就是两张皮,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情况好些,广大的农村情况依旧。一个文盲率超过70%的国家普及法律之路艰难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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