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历史上如何治理吐蕃也有法可鉴，但李潼这一构想也是深刻考虑了当下的时代背景。
眼下大唐与吐蕃、或者说大行台与吐蕃的博弈关系，并不能完全占据上风，所以也就不必奢望吐蕃上层权贵们会配合行事，通过官方去大力推广法传。
历史上佛教能够在吐蕃宗教领域占据主流地位，那也是与赞普的集权过程密切相关。没有当权者的全力支持，大规模的宗教场所营建与大规模的讲经传教就无从提起。
这也是李潼选择从吐蕃女性入手的原因之一，女性相对而言要更感性一些，对于这种经法讲义接受度更高。这一点从大唐的状态就可以清晰感受到，内苑宫女泰半佛徒，哪怕简衣缩食，都要礼佛为先。
而且女性的消费观要偏激情，对于实际的回报率要求不算太高。李潼他爷爷和他奶奶都是败家小能手，可他爷爷高宗皇帝物料挥霍主要还在开疆拓土，至于他奶奶就是生造穷造，只要我觉得，不要你觉得。
也幸亏李潼翻盘翻得早，否则神都洛阳的营建还有得造，像是著名的天枢以及嵩山三阳宫，都还没来得及营造，武家就翻车了。
当然，李潼这一构想如果实施起来、具体收效如何，还有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吐蕃妇女在家庭财产的支配中占多大比重。这也是李潼打算拳师出征吐蕃的原因之一，尽可能的提高吐蕃妇女的家庭地位与财产支配权。
孙波何以成女权社会，这一点就连叶阿黎都语焉不详，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如今孙波虽然已经被吐蕃所兼并而成孙波茹，但旧俗传承妇女地位仍然不低，许多大家小户仍以主母作为一个家庭的伦理核心与财产核心。
孙波虽然同样也是农牧为本，但对外交流的态度要比吐蕃本土更加积极，也是唐蕃贸易的主要对象。而且在对外商贸中，孙波还具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工艺比较发达。
像吐蕃国中的毡帐织物以及金银制品，甚至包括一些军械的打造，都是由孙波所出。
吐蕃的甲具锻造水平不逊于大唐，其技术来源多种多样，孙波也是一个重要的技术源头。
至于说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了大量的工匠，所以才让吐蕃甲坚刀利，对大唐迎头痛击。持这种论调的人，大概就类似于相信宫里皇后娘娘床头柜里装满红糖的街头妇人。
文成公主入藏在后世虽被极力渲染，但在当时而言仅仅只是大唐和亲政策中并不出奇的一桩。诸边蛮夷得娶大唐宗室女的不知凡几，就连吐谷浑王慕容忠，其母是大唐弘化公主，其本身也是李家女婿。
如果大唐公主和亲，都要带去大批的物料工匠，吐谷浑几代和亲大唐，能被吐蕃骑脸突突的国灭族亡？
无非后来吐蕃趁大唐内乱，截断陇右，为祸深重，让一些阴谋论者将这一桩和亲进行妖魔化的渲染。
青海一战中，唐军缴获大量的吐蕃器杖，李潼也拿几具实物对比过，与唐军器械无论造型、材质还是工艺上，还是有着不小的差别。
孙波习俗虽然重女子，但吐蕃本土则就不同了。不要说跟大唐比较，哪怕是跟同时期的象雄与孙波相比，吐蕃都是野蛮的代表，通过征战获取物料资源都是其生活主要来源。
而且吐蕃本土几乎不存在什么自然民，要么是各邦主的领民，要么就是直属于王庭的奴户。虽然在禄东赞父子的改革下，吐蕃也进行了一些编户政策，划分庸、桂，但本质上仍是为其领主提供生产和军事服务，并不具有独立的法律身份，自然也就谈不上家庭地位与财产支配等问题。
所以吐蕃本土，暂时也不被李潼列为传道授法的范围之内，他自然没有那么高尚的国际人道主义情操，为解放吐蕃农奴而奋斗。
这么多年都过来了，那些农奴们也不是外力能煽动起来的，人唯自助而后天助之。就算要搞，也得吐蕃人自己搞。
再怎么具有蛊惑性的经法宣传，生人在世总要穿衣吃饭。佛法再高明，能包庇你的只有来生，这一辈子还要苦难自受。要让东域的吐蕃人造起来，当然也得让人有造的资本。
所以除了佛法传播之外，李潼还打算给东域吐蕃人进行一定的技术输出，比如劳动密集型的织造等轻工业。
孙波本有工艺技术上的储备，所生产的毡帐供给吐蕃大部分的需求，但在这方面获利并不高，毕竟吐蕃一群穷横，你不给就抢，还能指望什么明码标价的公平买卖。
既然孙波将要加入到大唐统序中来，那么在商贸上加以扶植也是需要的。未来李潼就打算由行台出面，组织商贾们加大对孙波地区此类物产的采购量，通过市场需求，迫使孙波扩大生产。
孙波地处所在，是大唐不能兵锋直指的区域，仅仅只凭军事上的竞夺，与吐蕃的竞争中不占优势。可是如果通过商贸手段，十个吐蕃也不是大唐的对手。
眼下由于吐蕃君臣不合，再加上出现叶阿黎这样一个变数，使得孙波东域暂时脱离了吐蕃的统序，这是大唐趁虚而入的好机会。
高原政权之所以领民对领主依附性强，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生产环境很艰难、生产条件很苛刻，只有聚集起来才能对抗各种天灾人祸。所以领主们也就不需要多高明的统治技术，只要控制住有限的生产资源，生民自然聚而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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