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二年之后，朝廷再是困难，崇祯帝也没有再向勋贵募捐，直到十七年，刀架到脖子上，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又重提旧策，不过却响应者寥寥，募到的银子，连十万两都不到，崇祯帝灰心失望，他对勋贵们的善待和宽容，最后都变成了大明朝的催命符。
对逮赋者的态度也一样，除了在崇祯元年大动作的追缴逮赋，其后十几年再无大动作，终于是民乏国疲，兵无粮饷，给了李自成和建虏机会，清初时，有一个童谣：“朱家面，李家磨，做成一个大馍馍，送给对巷的赵大哥。”
赵大哥，指的当然就是建虏。
崇祯帝对勋贵们始终留有情面，因此不管魏国公有没有直接参与，崇祯帝最后一定是轻放。
不过这也足够了，经此一事，南京勋贵的嚣张气氛，应该也是受到了一定的打击。
进到皇宫，觐见崇祯帝。
见太子如期回来，且沿途确实募集了不少的银两，为朝廷分了忧，崇祯帝又是欣慰，又有点难过--太子“卖字”一说，不说黄道周，就是朝臣们也有人提起，认为不妥，崇祯帝听了只能默默。现在太子归来，风吹日晒的好像有黑瘦了一点，他这个父亲心中不免疼惜。
坐下来，详细询问太子一路的风闻和各城各地的风土人情和城防准备。
作为大明皇帝，曾经的信王，崇祯帝这一生除了去过十三陵，就再也没有卖出过京畿一步，对大明天下的风光，其实是很向往的。虽然大臣们平常没少和他说，但远没有自己儿子说来更亲切。
朱慈烺一一详细禀告。
听到京南各地的城池，都在遵照朝廷的命令，整修城池，训练乡勇，民生虽然困苦，但没有动乱的迹象后，崇祯帝欣慰的点头，对他来说，或者说，对任何一个皇帝来说，京畿地区的安稳，都是最为重要的。
“父皇，此次京南地区整备，加高城墙，整训乡勇，秩序得到安定，不管建虏来不来，对我大明都是一件好事。”知道崇祯帝花银子心疼，因此朱慈烺安慰他。
崇祯帝点点头：“希望如此吧。”拿起案头一份刚刚送到的塘报，脸色忽然又沉了下来，皱着眉头说道：“你看看这个。”
王承恩接过了，呈给太子。
朱慈烺展开看。
乃是最新的谈判进展。
经过三个月的艰苦谈判，从最初的不同意，要大明先释放俘虏，又或者是重开边贸，双方通商，否则不同意大明收敛辽东将士尸骨的刁难开始，到最后，建虏慢慢改变态度，大明也适度作出了一些退让，那就是原则上同意，在张家口重开边贸。
和黄太吉一样，大明也想要拖延时间，以获得战略喘息期，而张家口边贸就是一个不错的诱饵--在铲除了晋商，去除了毒瘤之后，后来的商人以晋商为鉴，又在官府的严厉监督下，应该会老实很多，这一点，朱慈烺还是有信心的，也因此，他对重开边贸是支持的。
在马绍瑜袁枢去前往辽东之前，朱慈烺召集参谋司的诸位参谋进行谈判推演，大家认为，建虏一定会提出重开张家口边贸，以缓解蒙古人的压力，而对于同意不同意，参谋司有巨大的分歧，最后还是朱慈烺一锤定音，定下了同意重开张家口之策。
同样的，在马绍瑜袁枢出使前，很多朝臣也想到建虏会要求重开张家口，并因此在朝堂上发生了激烈的辩论，大部分朝臣都是不同意的，只有少部分几个比较理智的朝臣，认为张家口边贸有利于稳定张家口局势，可以有条件的同意。
争议之中，张家口分巡道梁以樟的奏疏正好送到朝廷，梁以樟认为，自隆庆年，大明开放边贸以来，百年间，边贸互市一直都是边境稳定的基石，因为有互市，大明和蒙古人互通有无，才保证了自隆庆年之后，边境冲突大大缓和，虽然有一些蒙古部落依然会兴兵犯境，但总体上，边境是安宁的。
辽东战事兴起后，察哈尔西迁，林丹汗病死，蒙古局势发生了改变，大明面对的不再是蒙古人，而是蒙古人和建虏的混合体，而张家口边贸渐渐成为建虏获取我大明战略物资的破口，究其原因，并非是边贸之错，实际乃是执行中出现了偏差，因此，关健在于调整“边贸互市”的方式，而不是完全封闭。
梁以樟提出了两点，第一，以后的张家口边贸，应分为内外两市，外市放在张家口堡，只许以物换物，交易的双方，为大明和蒙古商人；内市放在宣化城，以金银交易为主，交易双方只能是大明商人。
内外市场并不相通，想要从事边贸的商人，可以在内市买货，然后到外市去贩卖，以物换物回来，再在内市换成金银，虽然很是繁琐，但却最大程度的避免了建虏用抢劫来的金银，反过来购买大明物资的可能。
以后，蒙古人想要购买大明的粮食药材，只能用马匹和皮毛来换，家中金银再多，也不管用。
第二，商人都是逐利的，为了避免商人利益熏心，再出现晋商卖国的现象，朝廷应该严格控制交易的商品名目和数量，对参与交易的商人资格也要严厉审查，但有逾越，立刻重处。如此，张家口贸易完全在朝廷的控制之下，可放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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