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诸葛亮和周瑜异口同声的问道。
“粮食的商业化种植，虽然可以降低粮食的成本，但是却会导致新的安全问题。”刘正说道。
随着人力成本的增加，政商集团的经济实力也会水涨船高。倘若粮食生产也进行商业化运作，粮食价格肯定会由于成本的原因居高不下。精品高价粮的存在，其实只适合少部分人。
若是政商集团投资大众化的粮食产品。要保证百姓吃得起，铁定了会亏本。商家为了利润，肯定会抬高粮食价格。
梅园为了国计民生，必须要把粮食价格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粮食种植户不能自主决定粮食的价格，生产积极性肯定会消失。毕竟在商人的理念之中，无利可图就相当于资金的流失。
商人要利润，百姓要吃饭。这其中的差额只能由梅园买单。可是兴汉国地方数千里，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把粮食安全交到政商集团手里，无异于慢性自杀。
梅园为了粮食安全，只能把土地留给最广大的农民。至于政商集团，坚决不许拥有土地。落地生根的政商会挤压农民的生存空间，从而影响国家的稳定。
农民种粮可以不赚钱，但是填饱肚子绝对没有问题。粮食是梅园重要的战略物资之一，不许政商集团插手粮食种植的源头，才是确保粮食安全的根本。
政商集团的资源整合，绝对不能包含土地在内。这就是刘正的底线，同时也是当年青州粮案驱逐管家的真正原因。
兴汉国的治商之道，关键在于虚其根本。商人无根，就不会成为国家的威胁。这里的根就是土地。
刘正的一番话，让诸葛亮明白了蜀汉的软肋。依靠政商集团起家的蜀帝刘备，把追随的商人当成耕读世家一样对待。商人拥有土地就等于扎下了根！一旦长成参天大树之后，周边的杂草和小树还有机会存活吗？
“刘庄主，你的意思是说拥有土地的商人才是最可怕的？”诸葛亮问道。
“不错！”刘正说道：“儒家讲仁义，墨家专攻技术，道家注重无为而治。这三家都对兼并土地没有太大的兴趣。可是商人就不一样了。”
得陇望蜀是商人的本性，赏功得了土地之后，就希望得到更多。文人士子争取功业，还讲求一个问心无愧。可是商人的唯利是图，绝对会不择手段的巧取豪夺。
这样一来，耕读传家的儒门也会受到影响。一旦把所有的东西与利益直接挂钩，就会导致道德沦丧与法制艰危。
纵观历代治商之法，均是以儒教化，以道规劝，以墨要挟。总之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惩恶扬善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治理商人的难题。毕竟绕不开一个“利”字。
不给商人土地，就是为了保证商人的纯粹性，同时也能让商人有一种持之以恒的压力。没有土地的商人可以在利益的驱使下走四方，那些落地生根的商人就未必了。
有了土地的商人，肯定会转变成另类的世家。政商世家的特点很奇怪，既没有儒家的仁义，也没有道家的顺其自然，更没有墨家的专精技术。
政商世家追求的是阶层利益最大化，为此不惜以破坏公共道德式的钻营。金钱诱惑，美女腐蚀，让更多的人同流合污。
因此在有识之士的眼中，政商是没有底线的。即便是商业活动的好处再多，也抵不住商人对社会公德的破坏。
历代重农抑商的起因，皆源自于政商操纵市场，左右朝政。无奸不商可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着无数的佐证。
“刘庄主，我还是有点儿想不通到底是为什么呀？”诸葛亮不解的问道：“蜀汉以国士待政商，政商为什么还要变本加厉的侵吞国家财富？”
“没有人会嫌弃功劳大，也没有人会嫌弃钱多！”刘正说道：“在政商的眼中，权力具有价码，更具有时效性。”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政商的贪婪皆源自于此。
商人最让人敬佩的地方在于洞察商机。世间有很多事情只有做过了，才知道对与错。商人眼中的商机会诱惑他们铤而走险。
诸侯以国士待政商，短时间内倒也不至于出问题。可是随着商业成本的增加，利润空间也会不断的压缩。政商不甘心利益受损，各种钻营和投机取巧，就会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
不甘落后于人是政商最显著的特点。拥有土地的政商在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没有耕读传家的世家实力雄厚。但是架不住政商会钻营，一套组合拳下来，耕读传家的世家很难保住自家的土地。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样的环境熏陶出来的世家子弟，在政商面前只怕会遭遇重创呀！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读书人遇上政商，家业不保那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很多读书人由于不通俗务而败家的事情屡见不鲜。这就导致了士大夫集团与政商集团的尖锐对立。此时的士大夫集团正值巅峰状态，完虐政商集团不是问题。
以司马家为首的长安世家，把政商集团变成了附庸。只用其赚钱养家，不教其做人。当然了，对于那些听话的政商，偶尔开放一个读书入仕的名额，那就是天大的恩典了。
政商集团识得时务暂时蛰伏，可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对于传统世家的压榨深恶痛绝。这就让政商集团时不时的搞事情，乱世的根源不在百姓，而是心怀不满的政商集团在向传统世家宣示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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