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有明显的“格儒”风格，开篇就指出了儒学先驱周公旦创制“礼乐制度”，本意是周革商命，需要以新的社会制度解决新的社会问题。
数百年后的孔子继承先贤，修订《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六经”，目的同样是为了解决礼崩乐坏的春秋乱世社会问题。
由此可见，儒家因时而变的传统在开创之初就已经奠定。
其后，公羊子、孟子、董子等大贤无不是秉承这一传统，研究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总结新的学术理论，以对儒家学说进行丰富和发展。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作者总结到儒家从来就不是因循守旧的学术派别，礼乐也不是儒家的真正内核，关注时代发展解决时代问题才是。
并抨击一些读死书的腐儒正是因为看不到这一点，才会把圣人的务实创新精神丢到一边，却专注于雕章琢句，失去了儒学真义。
自徐泽在大名书院发表《格物问道——学之根本》的演讲之后，故作荒诞之说以求显达于大同新政权的儒生便越来越多。
相应的，鸿学博儒们的驳斥之声自然也不会小。
而随着大同帝国一统天下之势渐成，这样的言论渐渐压倒传统观点，老儒们除了在争累了后抱怨一声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外，也别无他法。
比起数年前的《大同说》，《孔子改制考》表达的观点还要更加惊世骇俗。
但论文字功底，后者却是赶《大同说》相差甚远，其中很多观点也经不起推敲，很容易驳倒，明显就是一篇捧正乾皇帝臭脚的狗屁文章。
正常情况下，博学鸿儒们在这类文章上浪费时间都会觉得羞耻。
可《孔子改制考》却由不得他们不关注，因为该文的署名为孔子第四十八代孙孔端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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