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产量庞大、品质如一的商品，本身就是最好的广告，但大批量、标准化生产肥皂，需要对温度的精确控制。
古人早就知道冷热的差异，但始终没有衍生出温“度”的概念，生产生活中对冷热的把控，基本靠经验。
在炼铁、烧瓷、熬糖、煮酒等行当，能凭火焰、水蒸气颜色和浓度等现象把握温度的“炉头”“灶头”，都是最核心的工种。
因为这些人能凭借丰富的经验，保证生产效率，帮助雇主稳定产出，减少损失。
同舟社的制皂产业当然不能再指望这种靠经验的笨方法。
徐泽想到的是双金属温度计，原理比较简单，就是利用两种热膨胀系数不同的金属片，合在一起作为指针，一端固定在表盘上。
当温度发生变化，金属片指针就会因膨胀系数不一样而滑动，通过指针滑动的幅度，就可显示温度的高低变化。
考虑到以后各种实验需要记录长度、重量、容积等精确数值，徐泽又花了一番功夫做度量衡的标准精细和规范。
“度”即长度，“量”为容量，“衡”即重量，“度量衡”就是分别指计量长度、容积、重量的标准或器具。
后世很多人误以为古代中国的度量衡非常落后，其实不然。
度量衡是衡量世间万物的标准尺度，对于规范商品交换、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国家信用等都有着重要作用。
大宋统一天下的征程，也是统一度量衡的过程，禁军每平定一地，朝廷就下诏颁发权衡度量，以保证全国赋税的统一。
而且，大宋在度量衡的标准上，还有重大突破，内藏库崇使刘承珪创制了精确到钱一级的戥子，一直用到后世。
在量器上也作了一些调整，如改秦汉以后一直为圆柱形的斛为口狭底广形状，而度器则多沿袭唐制，官尺由太府寺掌造。
国初，朝廷法度森严，多次诏令凡斛斗秤尺须由官降法物，禁止私造、擅自增减或私置，并且在新式法物颁降之际，还要将旧器回缴，违限未毁未缴者，须处以各种惩罚。
但随着民用市场不断增长，朝廷开始为了创收，先是售卖官造的斗秤升尺，后来又诏“自今官司止卖印板，令民自造升斗，以省钉叶之费”。
自此，量法开始崩坏，地方州县官吏为了多取于民，乃私设大量和加耗。
同舟社如今只有梁山一隅之地，徐泽自然没必要，也没能力去操心全国的度量衡是否崩坏。
但在梁山内部的生产生活中，还是非常有必要实现度量衡的规范化和精细化。
不然的话，各类实验都难以得到精确数值，也别想大批量规范化生产。
重量还好，戥、秤两类衡器大到斤，小到钱，以如今的科技和生产力，已经够用了。
至于度器，此时的长度单位已经有了寸以下的概念，如：分、厘、毫、丝、忽、微，均是十进制，但其实都只是概念而已。
显而易见，以此时的工艺水准，厘以下的毫、丝、忽、微还只能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根本就没法投入日常使用。
量器的单位有石（读音“担”）、斗、升以下还有合（读音“各”），一升为十合。
不管是常用的最小长度单位“寸”，还是最小体积单位“合”都太粗糙，均不适合作为记录实验数据和规范化生产的计量单位。
后世，随着“我大清”对外战争的一败再败，国人的自信被摧毁，便是度量衡这类文明尺度也被迫与“世界接轨”，此时大宋虽然也打不过辽国，但好歹两国以南、北朝互称，彼此之间只是兄弟关系，辽国使用的度量衡也完全参照大宋。
若是自以为掌握了后世“真理”，便照搬后世的“厘米、克、毫升”等“国际标准度量衡单位”，是相当愚蠢的，改动过大必然会被时人抵触，另行一套也无法与市场接轨。
后世，即便是改革开放几十年后的中国，普通百姓也顽固地坚守着斤、里、尺等传统度量衡概念，而不使用磅、英里、英尺等单位。
徐泽的打算是不改变已有度量衡单位，只设计更精准的“小尺”和“小升”。
精密制造是个技术活，一般人做不了，巧的是，梁山刚好来了一个巧匠——白面郎君郑天寿，对于徐泽交代的这一任务，郑天寿表示难度不大，只是需要一些时间。
应该是徐泽的乱入和真实历史的影响，到现在为止，原剧情中早该出现的王伦、宋万等人一直没有影子，而这个“清风山三寨主”却来到了梁山。
郑天寿今年二十八岁，银匠出身，苏州人氏，会一口流利的官话，谈吐不凡，加之人才周正，皮肤白皙，号白面郎君。
十余年前，官家名命童贯在苏州和杭州兴办造作局，江南市面上的大量金、银等原材料流向造作局。
郑天寿的银匠坊因为成本高昂而关门大吉，其乘船沿大运河一路北上，原本计划走济水进入青州寻找生路，结果在水泊转乘时，听说梁山近期收人的事，便主动来投。
原剧情中，郑天寿只不过是个路人脸，这当然要归功于梁山坑爹的用人制度，不管你什么专业，基本以出身、砍人或者用计砍人作为排座次的依据，让这么一个精于细活的银匠去干砍人的粗活，能干有好“业绩”才真是见了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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